沈哲子闻言后便是默然,他明白李充这话意思。如果李充不私自行动报仇,而是诉讼有司,这件事最后发展肯定是会被压下来,这样李充非但不能报仇,反而有可能招致沈家打击。
能够认识到这点,说实话,这个李充非但不是个冲动之人,反而极有决断。从沈哲子自己而言,如果李充真去告状,为不让工程受阻,那他就要咬定李家墓地逾礼,劳役们是没错!
归根到底,这个世道没有道理可言,小民是待宰鱼肉,有力量人要迎合大势,更有力量人则要试着操纵大势。
倒是悖于世情。报仇雪恨,那是孝义人情;罪而伏刑,那是术治法度。时人各执端,高贤亦不能厘清彼此。李君两端并论,倒想请教下,你认为此事应当如何论处?”
沈哲子这个问题,看似寻常,其实已经牵涉到个由来已久意识形态问题。魏晋这个年代,混乱之处不只体现在兵灾连连,更体现在思想上。
所谓玄学大昌,其实只是个比较表象特征,学术上和思想上碰撞,不止体现在那些清谈命题或是残酷政治斗争中,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矛盾和焦灼。
像是庾亮这种时下第流名士,学理上造诣体现在玄儒兼修,出入其间,这说倒是显得从容自由,思想恣意驰骋。但其实落实在真正行动上,仍然免不着重刑名。而类似言行之间矛盾,其实在《世说新语》中比比皆是。
后人推许魏晋,多言那种放达恣意精神世界,但其实魏晋人士精神很贫穷,很困顿。他们自己甚至都找不到个可以信之不疑,奉行不悖信念,于是这就造成不少所谓玄学名士,个个言谈风雅无比,私底下都是贪鄙成风扭曲形象。
沈哲子作为个后世而来灵魂,他在思想上进步性体现在,他深知玄学只是个麻醉精神理论,并不具备任何实际操作性,从来都不是能够让普世受益学说。像是王导那种求诸简约执政方法,只能流于世无益愦愦之政。
这种昏聩,或者可以说能够适应当时复杂矛盾关系,不会给社会造成大动荡和负担。但从另方面而言,又何尝不是牺牲整个社会活力和进步为代价?
李充说这话看似颇有觉悟,仇是定要报,但是做错也认罚。可问题是,觉悟是觉悟,实行起来却困难。执着于孝义,是应该值得褒扬,但是如果褒扬,那就间接承认他家违规建筑是合法,而那些劳役也就等于被定性为盗贼。
那接下来再怎罚?只能罚他擅闯丁营,而最重要人命反而不必再提。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世家话语权对国法压迫。
听到沈哲子反问,李充也愣愣,良久后才苦笑道:“临事多虑,不敢待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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