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应循名责实、不避权贵；判断是非要以法律条文为根据，杜绝人情请托；以及“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政治选拔原则；强调郡县制对于维系中国统
重要性。
同时，中国有十分丰富历史典籍，章太炎也很重视历史。他希望创造种既凸显中国特色，又体现现代风格“新史学”，甚至度想动笔写本《中国通史》。在他设想里，这样“新史学”既能提供丰富历史知识，又能帮助人们认清中国发展道路。其中，章太炎尤为关注典章制度之学。他方面深受荀子与杜佑影响，注意到典章制度之学在中国古代史学中重要地位；另方面，通过阅读大量近代社会科学著作，他希望借阐述典章制度变迁来“发明社会进化之理”。及至晚年，他主张应从中国历史演变过程来认识现状，并视此为致用之道；强调读史应识大体，熟知历代政治社会变迁与疆域沿革梗概，从中汲取足以为当下所借鉴与取法之处。
总之，章太炎身处近代变局之下，面对汹涌而来时代巨流，为
回应世变，他对中国传统学术诸多领域进行全面阐释与表彰。他并非基于门户之见而将自己局限在某家或某派，也非出于怀思古之幽情，而是在中国传统遭遇危机背景下展开学理思考，希望能让中国传统成为人们应变图强重要思想资源。正是因为章太炎为世人留下大量研究中国传统学术论著，他被人们视为近代中国首屈指大学问家。
第二，长期以来，不少人将章太炎政治思想仅限于“排满”点，这其实严重窄化他思想。章太炎在清末撰写许多分析中国政治问题论著。在1906年之前，像同时期其他致力于追求新知士人样，他度认为中国政治变革应该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样板。但在1906年东渡日本主持g,m党机关报《民报》笔政之后，章太炎开始反思简单地将近代西方政治模式移植到中国做法，强调制度建设应符合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国未来发展必须顾及广大平民利益，不能因仰慕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忽视土地兼并、资本扩张与各种形式剥削与压迫。基于此，他批评时人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代议制向往，强调如若在不改变社会结构条件下在中国实践这制度，将会造成许多新政治与社会矛盾，让那些有条件被选举为议员地方豪强能变本加厉地盘剥民众，使议会变为维护这些人特权与既得利益工具，进而形成新压迫与剥削，人为制造出成百上千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议皇”。
此外，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体现得越来越明显，章太炎对中外资本力量在中国扩张十分警惕，担心在创办新政、发展工商业名义下，广大平民会遭受新压榨与剥削。他表彰五朝之法有“抑富人”特征，强调这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立法形式确立资产阶级支配地位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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