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者众多，总计达到
三四百人，遂导致原来会场
座位顿显不敷。讲演结束之后，
些有心之人还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认为讲演时间与所设座位皆应增加，并且还应借此机会扩大讲演规模，请更多专家来参与斯事，并刊行杂志，广为宣传国学。时间，章太炎讲演国学，成为备受沪上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关注件大事。而之后第二次、第三次讲演，听讲人数依然不少，以至于江苏省教育会不得不另寻更为宽敞地点，以应对如此众多听众。
不过，第四次讲演，章太炎因路上塞车晚到半个小时，导致早已到场民众里面不少人已先行离去。这样来，总计听讲人数便只剩下200人左右。在那以后，听讲人数就日渐减少，虽然主办方加大宣传力度，不断在报纸上发布预告，但这情形依然难见改观。1922年6月10日，章太炎最后次开讲，据报道到场人数仅80余位，这与首场讲演时盛况相比，差别宛若天壤。总之，章太炎这次沪上讲学，以热闹始，以冷清终，实话说来，情形颇显惨淡。
章太炎这次演讲内容被曹聚仁记录下来，并以《国学概论》为书名出版。除概论和结论，章太炎讲授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基本上是将他清末民初系列研究中国传统学术论著观点用比较通俗且扼要方式讲遍。值得注意是，章太炎强调研究国学应明晰“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辨书籍真伪”“知古今人情变迁”，这其实已经是在用比较客观和实证态度来看待中国传统。特别是“知古今人情变迁”，章太炎指出：“社会更迭地变换，物质方面继续地进步，那人情风俗也随着变迁，不能拘泥在种情形。”“当政治制度变迁时候，风俗就因此改易，那社会道德是要适应这制度这风俗才行。”这观点强调要注意社会变化，不能把先前道德规范强行用于新社会制度之中。此论明显和那些率由旧章、反对变革迂腐守旧之论不同。不过，对于影响广泛白话文运动，章太炎也提出自己商榷意见。他认为：“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同时他指出，在各地方言没有统情况下贸然采取文言致，将会造成新隔阂，所以“白话文能尽传口语真相，亦未必是确实”。
对于章太炎在上海演讲国学，身在北京胡适及其同道全程关注，并且十分注意观察章太炎在此过程中有无批评新文化运动之语。当他们看到章太炎关于白话文这番意见之后，立即撰文反击，并将章太炎这商榷意见视为对新文化运动攻击，把章太炎演讲国学上升到守旧势力要反扑高度。由此可见，虽然胡适等人表面上鼓吹带有解放意义新思潮，但实际上其神经高度敏感，意识形态弦绷得很紧，唯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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