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比附，“内契于愚心，外合于殊国”，为带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
“豪强自治”“工商兼并”“喻利轻义”等有利于富豪权贵政治宣传张目辩护，反而忽视为平民伸张权益，致使“世受其弊”。其作俑者，“非独新学，亦国粹之咎已”。
在1906年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讲中，章太炎提出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而所谓“国粹”，主要就是中国历史，其中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与人物事迹。1909年，他在与国粹学报社信中谈道：“弟近所与学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龠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以上这些，加上在重订本《訄书》中占据
相当篇幅中国历代学术流变论述，构成世所称道“章氏国学”主要内容。
在清代汉学传统里，小学（语言文字之学）被视为治学之基础。顾炎武说：“学者读圣人之经与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谓之大惑乎？”戴震亦言：“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在章太炎清末民初学术著述中，致力最勤、成果最多当属语言文字之学。他强调：“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他之所以被称为“清学殿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小学功底充分继承清代汉学传统。除《国故论衡》中小学部分，他其他语言文字学著作同样精义颇多。比如《新方言》阐述他对整齐中国各地方言主张，当时即有读者感觉“颇多新义”；《小学答问》为与众弟子论学时记录，探讨汉字本字借字流变之迹；《文始》集中分析汉字孳乳规律。在近代西方列强逼迫之下，中国文化遭遇前所未有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之
就是中国语言文字备受质疑，或是被认为烦琐难学，或是被认为缺乏逻辑，或是被批评不善描述新事物，或是被视作落后习俗象征。对此，章太炎在与那些抨击中国语言文字者和希望用域外标准来改造中国语言文字者辩论中，从中国文化整体性出发，在语言文字定义、中国文字特点、中国语言文字与中国社会关系等方面进行新诠释。他借助清代汉学成果，吸收近代语言学理论，强调“语言各含国性以成名，故约定俗成则不易”，“语言者，心思之帜”。语言文字与民族性息息相关，它是维系全民情感与认同重要纽带，从语言文字中可以窥见中国文化里所独有价值观念与伦理准则。此外，章太炎指出：“国之有语言，固以自为，非为他人。为他人者，特余波所及耳。”本国语言是本国民众每日都在使用交流工具，外人是否感觉便利不能成为评判它标准。而从宏观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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