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论说。“历史民族”论强调在漫长历史变迁中，人们产生出朴素
民族观念、民族情感，以及彼此之间休戚相关共同体意识，形成较为稳固政治与文化认同。同时，在这
“历史民族”形成过程中，主体民族并非封闭、排斥他者，而是开放、流动，能够吸纳因交往与融合而加入这民族共同体中新成员。当然，主体民族文化与生活方式必须具有极强生命力，否则这些历史过程将不能成为“历史民族”形成根据。
基于这样认识，针对杨度观点，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文里指出：
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为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土中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
在他看来，“中华”之“中”，乃是针对四周“异邦”而言，显示出中国自身独特性与整体性。而“华”，则是以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民族之最初定居生活地域为名。根据这样定义，章太炎梳理
中华民族定居、繁衍、发展历史过程：最初人们，以西北雍州、梁州为落脚生根之地，此二州范围“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是也”。随后逐渐扩大版图范围，终至“遍及九州”。相似地，“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后来衍生为族名。最后，“汉”之所以也被视为族名，同样是缘于“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因此，章太炎指出：“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很明显，他这论述，基本上是在延续其“历史民族”论主旨。
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认为“中华”指是生活在中国民族最初定居与活动范围。它彰显在具体地域空间里，作为实践主体中国人建立各种规范政治与社会生活制度，产生具有认同感与参与感政治向心力及其历史意义。而那些代代相传、影响甚广、流传至今历史记录，则是作为“历史民族”分子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建立“中华民国”这新政权之不可替代合法性基础。同样地，《中华民国解》中所谓“夫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同血统者为主体”，以及“容异族之同化者，以其主权在
，而足以翕受彼也”，即指其他少数民族参与到“中华”制度实践进程之中，通过与大多数人交往和互动，成为“历史民族”分子，而非用强制手段抑制、拆散、扭曲“历史民族”充满政治实践感历史记忆，致使后者主体性隐而不彰，丧失担当政治救亡重任动力。总之，章太炎通过反驳杨度关于“中华”定义，试图从学理上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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