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诸国不断实践
政治模式，其实都与中国古人之言暗合，只是由于各种因缘，中国古人微言大义在后世不被重视而已，以此化解反对改革之人成见。由此可见，此时章太炎虽然救国热情极高，但思想见解基本还是在自洋务运动至戊戌变法之间流行改革思想之框架内，谈不上有太多自己独到之见。
虽然与梁启超等人在政治立场上颇为
致，但章太炎任职时务报馆才几个月就辞职离去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学术立场上和包括梁启超在内康有为门生势若冰炭。史家张荫麟曾说：“‘经学’在中国历史上之地位，与哲学在欧洲历史中之地位相当。其在西方史中，每当社会有剧变之世，哲学必先之或缘之而变；其在中国史中，每当社会有剧变之世，经学必先之或缘之而变。”康有为等人变法思想是建立在套经过他们改造今文经学理论之上。在《孔子改制考》中，为突显在当时展开变法运动合理性与紧迫性，康有为构建套论述先秦学术脉络话语体系，即认为上古史事茫昧无稽，无人能确知当时历史状况究竟是怎样。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大量关于上古时期历史人物与史事论述，主要是由于诸子各派为向统治者兜售自己思想主张，遂将其渊源追溯至上古，强调自己那些主张皆属于古有征，以此来增强其说服力。诸子各派虽然纷纷论述上古史事，但并没有多少真实性，只是种政治修辞（或曰政治话术），而诸子各派政治主张，也并非基于对历史流变深刻考察，而是类似宗教领袖创教之语，极具创新性，从抽象概念与信仰出发铺陈出套对于政治与社会见解。诸子各派也并不是学术团体，而是秉持不同教义宗教团体。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认为现存许多儒家典籍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为迎合王莽篡汉有意伪造而成，在这“作伪”过程中，刘歆故意将儒家学说当中微言大义删改涂抹，使儒家思想“本意”黯而不彰。正是刘歆举动，导致后世儒家思想传承多以真实性极不可靠古文经学为基础。其中，东汉末年郑玄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这样古文经学难以体现儒家思想之“本意”。更为夸张是，康有为认为刘歆为尽可能掩盖自己作伪痕迹，不但刻意篡改增删许多当时流行于世典籍，而且创造许多“伪字”。在康有为笔下，刘歆以人之力完成常人难以想象极为繁复造伪工程。而他之所以要这样刻画刘歆，主要是因为他想在恢复儒家思想“本来面貌”名义下宣扬变法改制主张。当然，既然这关乎能否认识儒家思想真面目千古公案由康有为定谳结案，那
康氏自然就是光大儒家思想不二人选，因此他门生常将康有为视为教主。
康有为等人政治主张，在戊戌年间其实得到不少人支持，否则梁启超就不会因在《时务报》上发表鼓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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