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强调“大独”，其最终目
是重建“大群”，即保卫作为政治与文化共同体中国，让中国老百姓不受欺凌与压迫，都能过上好日子。在这个过程里，主要动力来自他充分继承
中国传统学说中对于治国平天下强烈责任感，于是希望奋然投身于救亡运动当中。这背后伦理准则，与被视为宋代儒学先驱范仲淹所强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颇为
致，虽然对于如何实践这伦理准则，随着对时代变局敏锐观察，章太炎已有新思考。因此，这篇文章可以视为章太炎立志投身政治运动份宣言。而终其生，他都未曾背离这初衷。
正是秉持这样立场，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巨大刺激下，章太炎加入旨在宣传变法思想、唤起民众救亡意识上海强学会。也正是在此时，新式大众媒体开始在中国广泛兴起。汪康年、梁启超、严复等人在报刊上发表系列政论，宣扬自己政治主张，借由初步形成出版与发行渠道，通过带有传统色彩士人交游网络，让散居在全国各地读书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某种具有定群体效应政治共识与政治感觉。从今天由上海图书馆整理《汪康年师友书札》可见，汪康年主持创办《时务报》，成为各地士人解中外大势主要渠道，其中刊登事件、撰写时评成为士人圈里重要议论对象。不少外地士人时常写信给汪康年，或是抒发其读后感，或是索购尚未搜罗到某期《时务报》。在时人眼里，《时务报》“风行寰宇，力开风气之先，其为裨益，讵可限量”。该报“崇论闳（宏）议，以激士气，以挽颓波，他年四百兆人当共沐盛德，此举诚不朽矣”。吕思勉则回忆：“予之知读报也，自民国纪元前十七年上海之有《时务报》始也。是时海内情势，晦盲否塞，政俗之有待改革日亟，而莫或能为之倡者。《时务报》出，风运甚速，销数至万七千份，此在今日诚不足为异，然在当时，则创举也。读《时务报》者，虽或持反对之论，究以赞成者居多，即反对者，亦咸知有改革之说矣。”在此过程当中，梁启超堪称近代第批通过新式媒体而扬名士林知识分子。他大量论著也基本是以刊登在报刊上为主要亮相方式，所谓“饮冰体”，即用适于大众宣传文风和体裁，将最能引起时代共鸣内容呈现于世人。对此，黄遵宪评价梁启超报刊政论“惊心动魄，字千金，人人下笔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也”。
或许是意识到新式报刊十分有助于传播新知，1897年在汪康年、梁启超邀请下，章太炎赴时务报馆任职。章太炎从在诂经精舍里潜心研究经史经生，变成任职于报馆政论家，这样身份转变，度让俞樾颇感不怿。究其缘由，大概是俞樾认为在报刊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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