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就是
个突出
代表。前面提到宋人穆修所写《亳州魏武帝帐庙记》，后收入《穆参军集》内。至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乾隆帝看到这篇文章，不禁大为震怒，认为穆修是“奖篡助逆”“大乖于名教”，应将其文刊除，“岂可使之仍侧简牍，贻玷汗青”（见《四库总目提要》卷百五十二）。可见，乾隆帝同唐太宗样，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意愿出发，对曹操这样“挟天子以令诸侯”人也是不能容忍。直到清末沈家本刻《枕碧楼丛书》，认为“司马温公《通鉴》且以正统予魏，北宋人议论如此，不必以此病修”，才又将《帐庙记》收入
集内。
以上所述，大体上都是企图从总体上对曹操作出概括和评价。此外，还有些仅就曹操某方面所发评论。比如，西晋王沈评曹操屯田之功说：“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王沈又评曹操军事才能说：“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裴松之在评官渡之战时也说曹操“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机变无方，略不世出”，也肯定曹操军事才能。
在用人方面，王沈说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东晋孙盛在评合肥之战时说：“魏武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南宋史学家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对此更有详确评论：
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实后世所难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官、权分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恐关中诸将为害，则属司隶校尉钟繇以西事，而马腾、韩遂遣子入侍。当天下乱离，诸军乏食，则以枣祗、任峻建立屯田，而军国饶裕，遂芟群雄。欲复盐官之利，则使卫觊镇抚关中，而诸将服。河东未定，以杜畿为太守，而卫固、范东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习为刺史，而边境肃清。扬州陷于孙权，独有九江郡，付之刘馥而恩化大行。冯翊困于鄜盗，付之刘浑而民安寇减。代郡三单于，恃力骄恣，裴潜单车之郡，而单于詟服。方得汉中，命杜袭督留事，而百姓自乐，出徙于洛、邺者，至八万口。方得马超之兵，闻当发徙，惊骇欲变，命赵俨为护军，而相率还降，致于东方者亦二万口。凡此十者，其为利岂不大哉！张辽走孙权于合肥，郭淮拒蜀军于阳平，徐晃却关羽于樊，皆以少制众，分方面忧。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
虽囿于时见，仍称曹操为“汉鬼蜮”，但对于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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