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料人”是不可能截然割裂开来,平心而论,曹操是既“长于料事”也“长于料人”,只是不能贯正确罢。至于赤壁之败和占领汉中后没有乘势攻取益州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不长于料人”。明人孙应鳌写过篇《魏武论》,针对苏轼议论提出不同看法:“人之情骄常生于得志之后,而退缩保全之意每自艰难顿挫得之。赤壁之败乃降黄巾、杀吕布、破二袁、定刘表者以为驱使也。其后止于南郑而不敢窥视西蜀,又赤壁之战先有以夺其气。”指出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狼狈奔北乃骄心之使然也”,此后吸取教训,“乃知吴蜀犹为劲敌,相与合谋以抗中原,客主逸劳,势不相若,未可以席卷长驱也”。并特别指出:“拔阳平入南郑,特鲁之无援耳。今移兵于蜀,蜀人守险不下,吴兵从而蹙之,非若赤壁之役可以间道北归也。”比较而言,孙氏之论抓住更为重要东西,因而也就更为可信。总说来,苏轼对曹操评价不高。他对曹操才能还是肯定,但在“忠*”二字上对曹操颇有看法。在《诸葛亮论》中说:“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认为诸葛亮有“忠信”,而曹操没有“忠信”。在《孔北海赞》中,苏轼更说:“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可见,苏轼对曹操肯定有限,而贬抑却是很厉害。
在北宋皇帝中,宋真宗对曹操倒是比较敬重。次他经过亳州,看见城东曹操庙已很陈旧,便命重加修整。左丞相张知白负责其事,事成之后由当时著名古文家穆修写篇《亳州魏武帝帐庙记》,记中颂扬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显盛大之业于来世”,并说曹操是由于“为乡里人所爱,后思怀其德,共自尊祀之,遂传于今不息”,可以说给予曹操很高评价。不仅颂扬曹操所建立“休功”,还提到“其德”,这在时人评价中是少见,或许其中包含有迎合君上好恶用意吧。
到南宋,对曹操评价降至最低点。朱熹不仅在《通鉴纲目》中直斥曹操为“篡盗”,而且似乎对曹操言行都看不惯,比如他说:“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又说:“诗见得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俱见《朱子语类》卷百四十《论文下》)似乎曹操处处都在表露着他“篡盗”本质。刘克庄看法与朱熹相同,说:“曹公《短歌行》末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且孔融、杨修俱毙其手,操之高深安在?身为汉相,而时人目以汉贼,乃以周公自拟,谬矣。”(《后村先生大全集》卷百七十三)大人陆游在《山南行》《游诸葛武侯书台》《书愤》《喜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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