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全球化面前困局,叫作“三难困境”(trilemma)。们都听说过“两难困境”(dilemma),但是罗德里克说,全球化带来个“三难困境”,因为全球化、主权国家和m;主政治很难兼得。
何以如此?根据罗德里克说法,如果想要全球化和主权国家,就很难兼顾民众问责——问责政治捆住z.府手脚,使z.府很难大刀阔斧地行动,营造竞争性投资环境;如果想要主权国家和民众问责,那老百姓可能就会选择关起门来,减少竞争压力,不搞全球化;如果想要全球化和问责制,那就得全球各国起决定税率、工资水平、知识产权政策、汇率政策等,免得资本家到处寻找税收洼地、劳工权利洼地,但是,那样话,就得放弃国家主权。因为哪个都很难放弃,所以就构成个“三难困境”。
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悲观。超级全球化虽然给西方蓝领工人带来些挑战,但也给西方广大消费者带来巨大而真实好处。没有大量“中国制造”,哪有沃尔玛里便宜到感人生活用品?而且,中国崛起,反过来也给西方国家带来巨大市场,给他们带去很多新就业。更重要是,有研究表明,过去几十年,对西方蓝领工人造成最大冲击,其实不是其他国家制造业,而是生产自动化,简单来说,更主要,是机器让工人变得多余。从这个角度来说,特朗普试图重振美国制造业就业,无异于刻舟求剑,因为面对AI崛起,别说美国制造业工人,就是中国制造业工人,工作也会受到冲击。
所以,很多全球化挑战,本质是发展代价。很多人都知道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名言:资本主义特点是“创造性毁灭”。当年发明电灯时候,肯定也造成批蜡烛工人失业,但们会因此放弃电灯吗?显然不会。不过,个好社会确应当尽量帮助那些蜡烛工人找到新生计、过上体面生活。市场竞争是残酷,但是,当它带来生产率提高,帮助无数人脱离贫困,激发人创造性和奋斗精神,它或许又代表另种人道主义,种更深人道主义。在个国家是这样,在全球范围内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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