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母亲与女儿的厌女症（5 / 7）

，那，“厌母”应该是不分性别。即便婴儿“厌母”确如斋藤所言，南希•霍多罗夫(NancyChodorow)也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她认为这仅仅是由于个历史性事实，即婴儿最初抚育者为母亲。另外，“不拥有阳具”便等于“软弱无力”，这种意识也是近代家庭制度下所特有吧[3]。近年来，在对弗洛伊德研究中，种有力倾向是对他理论进行历史化解释，只把他学说视为产生于19世纪末维也纳父权家庭之下、关于近代家庭中特有性别分化机制理论，而不是视为关于人类普遍心理学说。斋藤说，“弗洛伊德假说，对性别分化过程机制提出明晰而体系性解释，在这点上价值，无论如何也不可忽视。”这是事实，但认为，需要加上“在近代家庭制度之中”这样个历史条件。

斋藤书，书名副题为“‘弑母’为何困难”，可是，“弑母”问题，表面看来没有时代之分，其实也是当今特有现象。在过去，结婚为切断母女关系提供个社会性契机。不管怎哭怎唤，嫁出去女儿就是“别人家人”，娘家母亲再不能对女儿多嘴，女儿对娘家母亲也不能多管，婚礼时三三九度[4]最初两杯酒，第杯是与婆家双亲结亲子之盟，第二杯才是结夫妻之约。对于女人，婚礼就是重新结成亲族关系不可逆转仪式。女儿出嫁以后母亲还能终身支配，不过是最近才出现现象。

相反，信田佐与子书名中“守墓女儿”词，表面看来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其实反倒是非常现代现象。在父权制之下，出嫁女儿，作为儿媳所守，应该是婆家而不是娘家墓，父母本来不能期待女儿为自己守墓，现在，不但有不婚女儿，还有出嫁以后也切不断与娘家关系女儿，如果没有她们登场，就不会出现“守墓女儿叹息”。对于这种历史变化，信田自己也意识得很清楚，她说，“‘守墓女儿叹息’居然能成书名，四十多年前当还二十多岁时候，根本无法想象。”〔2008：86〕

这个词(指守墓女儿，引用人注)要引起感同身受共鸣，需要具备如下几个社会条件：母亲寿命延长；女儿结婚年龄随高学历化而上升；母亲经济状态比较富裕；女儿有职业，但又因非正规雇佣人口增长其经济状态不稳定；少子化现象导致独生女增多，等等。〔信田，2008：86〕

因此，在今天谈论母女关系，与不顾具体历史条件地谈论存在于任何时代母女关系是不样，也与谈论二十年前或四十年前母女关系不样。信田说，由于上述历史条件变化，现在，母亲依赖对象，不是儿子而是女儿。这是女儿地位上升证据吗？

另本母女关系书，著者是佐野洋子，她说，“母亲其实直嫉妒。”作为位学业优秀长女，她直对母亲怀有憎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