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史角度来看,这种变化有时代和性别因素影响。从时代来说,当日本从成长期进入停滞期(有人称为成熟期)之后,“婴儿潮代”下代即“婴儿潮第二代”,已经很难期待能超过父母经济成就和教育水准,高等教育升学率已达饱和状态,甚至出现学历膨胀现象。孩子超过父母被视为理所当然时代已经结束。
另外个性别因素也不可忽视。当结婚以外获取社会成就途径面向女性开放以后,女儿也开始难以逃脱母亲期待。女儿们成为“长着女人面孔儿子”,母亲对女儿和对儿子期待性别差距缩小。把这视为少子化现象效果。无论如何,性别差距确是缩小。这是应该被欢迎现象吗?
母亲对女儿期待,包含着与对儿子期待不同两面性,母亲对女儿发出双重信息:“要像儿子样成功”、“要成功地做个女儿(女人)。”无论哪种,在母亲对女儿“别像这样”期待中,既有自牺牲意味,又隐含着“让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就是你”暗暗谴责。
接受这种相互矛盾双重信息女儿,不能不陷入分裂状态。如果说“不开心女儿”是高度成长期产物,那,那代从历史舞台退场之后,继而登场,则是作为母亲代理人为负债而苦恼“自责女儿”们,和“不成器儿子”样,女儿们也被期待具备能够对“母亲幸福”负责能力和状态。但与儿子不同是,女儿们为达成与母亲同化,她们要代理实现母亲缺憾人生,很难逃离这份债务。信田佐与子在《不堪承受母亲之重——守墓女儿哀叹》〔2008〕书中,以丰富事例将女儿们现实状态描写得淋漓尽致。在看来,从“自责女儿”到“自伤女儿”,只有步之遥。
近代社会中女人厌女症
在《成熟与丧失》书中,江藤以小岛信夫小说《拥抱家庭》〔1988〕为素材,写下段让人不安“神谕”:对于小说中主人公妻子时子,“做‘母亲’、做‘女人’,是她厌恶对象”。
江藤将“女性自厌恶”称为“‘近代'给日本女性植入最为深刻情感”,“在某种意义上,女性自厌恶,可以说是所有生活在近代产业社会中女性普遍性情感。”〔江藤,1967,1988:61〕
将厌女症历史性表达得如此明确论述,在别处从未见过。厌女症是有历史,这就意味着,既然有起源,那耐用期就总会有失效时候。
对女主人公时子厌女症,江藤举出个原因,是对丈夫竞争心。时子丈夫当年留下妻子,独自人去美国留学,如今成大学教师。江藤指出这个原因很有道理。在战后男女同校制度之下,考分竞争在原理上没有性别差异,肯定有不少妻子能对丈夫说“学生时代成绩更好”。所以,丈夫越成功,妻子方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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