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降严重削弱国家财政能力,不利于推进改革。经济改革让很多人利益受损,中央必须有足够财力去补偿,才能保障改革推行,比如国企改革后职工安置、裁军后退伍军人转业等。而且像国这样大国,改革后地区间发展差异很大(东中西部差异、城乡差异等),要创造平稳环境,就需要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异,也需要中央财政大量投入,否则连推行和保障义务教育都有困难。如果中央没钱,甚至要向地方借钱,那也就谈不上宏观调控能力。正如时任财政部部长刘仲藜所言:
毛主席说,“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中央财政要是这样状态,从政治上来说这是不利,当时财税体制是非改不可。
…………财政体制改革决定里有个很重要提法是“为国家长治久安”。当时理论界对讲,财政是国家行政能力、国家办事能力,你没有财力普及义务教育、救灾等,那就是空话。因此,“国家长治久安”这句话写得是有深意。
(5)分税制改革与央地博弈1994年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分为三类: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共享税(如增值税)。同时分设国税、地税两套机构,与地方财政部门脱钩,省以下税务机关以垂直管理为主,由上级税务机构负责管理人员和工资。这种设置可以减少地方z.府对税收干扰,保障中央税收收入,但缺点也很明显:两套机构导致税务系统人员激增,提高税收征管成本,而且企业需要应付两套人马和审查,纳税成本也高。2018年,分立24年国税与地税再次开始合并。
分税制改革中最重要税种是增值税,占全国税收收入1/4。改革之前,增值税(即产品税)是最大地方税,改革后变成共享税,中央拿走75%,留给地方25%。假如改革前1993年,地方增值税收入为100亿元,1994年改革后增长为110亿元,那按照新税制,地方拿25%,收入下就从1993年100亿元下降到27.5亿元。为防止地方收入急剧下跌,中央设立“税收返还”机制:保证改革后地方增值税收入与改革前样,新增部分才和中央分。1994年,地方可以拿到102.5亿元,而不是27.5亿元。因此改革后增值税占地方税收收入比重没有急速下跌,而是缓慢地逐年下跌(图2-3)。
图2-3地方税收收入中不同税种所占比重数据来源:万得数据库。
分税制改革,地方阻力很大。比如在财政包干制下过得很舒服广东省,就明确表示不同意分税制。与广东谈判能否成功,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推行。时任财政部长刘仲藜和后来财政部长项怀诚回忆,生动地再现当时激烈博弈:
(项怀诚)分税制实施远比制订方案要复杂,因为它涉及地方利益。当时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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