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当“北焦”红得发“焦”
时候，“南黄”真“黄”
。
黄佐临在承受
次次委屈之后，自问：“
委屈来自何方？”答案是：“怎
又在乎政治！”
于是，他找回从英国回来后那份尊严。“不管他们怎说，还是回到艺术。”
黄佐临退出人们视
怕带有些“宣传”气息也不在乎。
但是，有些事情让他伤心。他晚年，与谈得最多就是那些事情。谈时候，总是撇开众人，把招呼在个角落，好会儿不说话。知道，又是这个话题。
原来，他从英国回来后引领戏剧活动，没有完全接受**党地下组织收编。他当然知道，**党地下组织也在组织类似文化活动，其中也有些不错文化人。但他把他们看作文化上同道，自己却不愿意参与政治派别。不仅是**党，也包括国民党。
不知道**党地下组织为争取他做过多少工作，看来都没有怎奏效，因此最后派个地下党员李德伦“潜伏”到他剧团里。在很多年后，这位已经成著名音乐指挥家李德伦先生坦陈：“没有争取到他，他反而以人格魅力和艺术魅力，把争取。”
九四九年之后，当年**党地下组织文化人理所当然地成上海乃至全国文化界领导，他们对黄佐临长期以来“只问抗战，不问政党；只做艺术，不做工具”“顽固性”，印象深刻。因此，不管他怎积极，也只把他当作“同路人”，而不是“自己人”。
这种思维，甚至直延续到“w.g”之后新时期。很多文史资料汇集、现代戏剧史、抗战文化史、上海史方面诸多著作，对黄佐临先生重大贡献，涉及不多，甚至还会转弯抹角地予以贬低。这中间，牵涉到些们尊敬g,m文化人。
黄佐临先生曾小声地对说：“夏衍气量大点，对还可以。于伶先生和他战友，包括‘w.g’结束后出任宣传部长王元化先生等等，就比较坚持他们地下斗争时原则，对比较冷漠。”
除这笔历史旧账之外，他还遇到个更糟糕环境。九四九年之后中国戏剧界，论导演，般称之为“北焦南黄”。“北焦”，是指北京艺术剧院焦菊隐先生。由于当时北京集中不少文化高端人士，文化气氛比较正常，焦菊隐先生与老舍、曹禺、郭沫若等戏剧家合作，成果连连。而“南黄”，也就是上海黄佐临先生，却遇到由上海最高领导柯庆施和他在宣传、文化领域干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组成“极左思潮征候群”。
听谢晋导演说，有次柯庆施破例来看黄佐临新排台戏，没等看完，就铁青着脸站起身来走，黄佐临不知所措。
还有次，黄佐临导演台由工人作者写戏，戏很般，但导演手法十分精彩，没想到立即传来张春桥、姚文元对报纸指示：只宣传作者，不宣传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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