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主义者谴责流放家庭
道德堕落和性堕落。也许，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是当时唯
个令两个极端社会群体共同谴责社会问题。
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内部、西伯利亚人民和俄国舆论造成压力越来越大，z.府终于认识到
改革必要性。1899年5月6日，尼古拉二世下令设立个由司法大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为主席委员会，“或者通过法庭，或者在行政方面通过商人行会和村民会议规则，来解决废除或限制流放制度迫切问题”。在政治层面上，俄国和国际新闻界把尼古拉二世法令赞许为期待已久，而且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重要步。据自由主义日报《圣彼得堡新闻》报道：“获悉流放制度即将被废除，个持续几个世纪不公平现象将要终结，整个俄国都带有种道德解脱之感。”保守主义报纸《新时代》也很激动：帝国法令“将为西伯利亚撕下流放者和苦役犯聚集地可耻标签，这对于西伯利亚乃至整个俄国来说都是神圣时刻。在那些仍落后于进步趋势和
们时代人道主义思想俄国生活领域，它确立仁爱和正义基础”54。
但是，委员会在年后提交给国务会议成果却基本没有实现这种豪言壮语。1900年6月10日和12日据此制定法律保留“苦役”，但不再规定苦役必须伴随着流放西伯利亚。新法律也减少流放到定居点人数。1900年约30万流放者中有半是被自己社区行政裁决送到那里，这
做时绕开法庭。新法律取消商人行会这种权力，但让村民会议保有这种权力。但新法律确实取消农民社区拒绝重新接受服完刑期流放者权利，而这项规定在1882至1898年期间已经造就4.3万多名行政流放者。然而，村民会议继续行使着因“不道德行为”而流放自己成员权力。这类行为界定十分灵活，涵盖从酗酒到,bao力犯罪切行为，造就在1882至1898年间通过流放事务部近2.7万名行政流放者。这项法律确实缩小普通罪犯被流放到定居点法律适用范围，而且随着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俄国欧洲部分监狱修建项目启动，这项法律要求，越来越多普通罪犯应监禁在本地，而不是流放。55
穆拉维约夫委员会十分直白地陈述设置这些不彻底举措原因。国家无法剥夺农民实施放逐庭外权力，因为国家不能提供任何可行替代品：在帝国广阔领土上警力保护不足，人口分散，法律实施覆盖地域广，且道路不畅，这些意味着“很多偏远地区在很长时期内无法抵达，许多罪犯因此逃脱应受惩罚”。国家根本无力妥善管理自己农村人口，因此不得不坚持使用它在1879年就承认过其“有害且没有任何司法基础”惩罚制度。56
1900年改革或许曾试图减少流放到定居点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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