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由国内政治形势
天旋地转而来，可是在上海（台北）和纽约城市对比中，作者似乎也隐隐然给
们
种暗示：对李彤和黄凤仪而言，上海繁华是她们，而纽约热闹却与她们无关；她们在上海时是中国（蒙古）“公主”，到
纽约却变成风尘女郎1。从上海到纽约，她们跨越不仅是太平洋，更是天上人间界限——在天上她们是主人，到人间她们却成为消费品。《谪仙记》、《谪仙怨》中李彤和黄凤仪，在上海（代表中国、东方）和纽约（代表美国、西方）这两个大都市中不同人生和命运，或许并不是偶然，如果联系同时代吴汉魂在芝加哥（《芝加哥之死》）和依萍在纽约近郊安乐乡（《安乐乡日》）人生境遇，不难看出，白先勇笔下那个时代中国人到国外成为“世界人”时候，他们困境基本是致。
这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白先勇，在展示中国人走向世界时候，是持种强烈国族（中国）立场，站在中国角度看，那时候来到纽约（芝加哥）这样美国大都会中国人，遭遇是种放逐，种谪仙，和种人生巨大落差。《台北人》中钱夫人们从桂林、上海和南京来到台北，是国内政治斗争结果，们从中看到是同个国度中不同人群（跟随国民党来台群）命运；到《纽约客》中李彤们，她们从上海（台北）来到纽约，原因可能还是国内政治斗争结果，可反映却是同种人群（中国人）在不同文化中命运。因此，如果把白先勇在《台北人》中立场，概括为站在失败者边，同情那些来台大陆人话，那
在《谪仙记》和《谪仙怨》中，他则站在中国人立场，对在中西文化夹缝中失魂落魄、沉沦堕落“谪仙”们，寄予深深悲悯。值得注意是，当《谪仙记》中李彤辗转在个又个外国男人之间，《谪仙怨》中黄凤仪成为外国男人性消费品时候，其中男女关系，已然隐含“东方/女人/弱势出卖者”对“西方/男人/强势购买者”二元对立框架，这使《谪仙记》和《谪仙怨》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华文文学中最早隐含（暗合）文化殖民论述两篇作品（李彤和黄凤仪象征东方弱势文化，而西方男性则象征西方强势文化，男性对女性占有，也就带有文化征服意味），而白先勇对李彤和黄凤仪深切悲悯，正体现出他国族（中国）立场和东方意识。
发表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夜曲》和《骨灰》，是两篇政治意识强烈作品。这两篇小说在反思中国人政治选择是否具有“正当性”基础上，写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斗争所引发人生荒诞。《夜曲》写是群留学海外中国人与祖国关系和由此导致不同命运，当初没来得及回国吴振铎在国外事业有成，但爱情不幸（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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