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那些枝梗装入黑塑料袋，扔进十二层
垃圾通道。第二天，她给每个亲友打电话，提到父亲这个过失，可惜那些青翠豌豆苗。她大声诉说这事，使听者都有所触动。
新中国成立后某
年，父亲突然被告知去京开会，实质是坐汽车在市区转
好长段路，被禁闭在幢不知名小楼里。周围有多幢这类小楼，属于本系统人员，因某件大案株连，每个“有问题”者被独拘座小楼，书面交代问题，每周允许与家人通信次，也就是写页无信封内文。父亲直不知道这小楼位置，其实是在附近淮海中路1273弄“新康花园”，距长乐路
家只两站路。母亲也全然相信他去北京“长期学习”，离开上海。几个月后，父亲在回信里提到“昨晚大雨，响雷”。细看这句，母亲忽然意识到，他肯定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记得那晚沪上大雨，空中响彻巨大雷声，但她不能在回信里提出疑问。
在这段漫长日子里，他每天独坐，默写那些写不完交代材料。
有天听见窗外有小贩叫卖面包（当时有这类小贩）吆喝声，是他十分熟悉种声调……他终于想起来，以前在家里多次听到这种声响，耳熟能详，“卖面包，罗宋面包，豆沙面包……”离家半年他才明白，这座小楼与自己家，都属于小贩游街串巷同个活动半径，亲切嗓音，经过小楼旁草坪和宁静梧桐，直曲折游荡，就可以返回自己熟悉家，让他忽然明白，也只有小贩们世界，才是真正自由王国。
父亲离休后第二年，见到情报系统老上级。九四九年后，这位老人即被禁锢于江西某农场，直到1980年代平反。八十多岁老先生，忽然转身成为个享受相当级别待遇老干部，却没有任何同事和朋友，有时被司机送到个重要会场去，发现谁也不认识，只能回来。
父亲说，他同老人晤面那天，颇有九四九年前接头色彩，两人坐在静安公园个茶室，凑得很近，压低声音说话。父亲说，老人轻声讲话方式和语言，仍然是解放前那套，完全没受过解放后政治教育和学习，甚至夹杂江西老农词汇。
在“白区工作”岁月里，老人是个重要存在，是父亲崇拜领导人之，广交三教九流朋友，面对双重或三重间谍（情报如生意，做“赤俄”“白俄”情报、轴心国情报、国共两党情报）游刃有余，精通几国语言，衣着考究，用古董锡兰银烟盒、海泡石烟斗，喝咖啡、下午茶，每夜收听同盟国新闻短波，密切关注时局。
但如今切都变。老人从尘封几十年箱笼里，取出陈旧英国斜纹呢大氅，压满皱褶呢帽，手中“司克”（手杖）早已不见，改为他儿子在四川买竹杖，时常恍恍惚惚，自以为还是在九四八或九五〇年，他只在清醒时唠叨说，现在切都好，只是没朋友，没有事做。
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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