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为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商鞅还明令“民无得擅徙”,这是束缚中国人几千年“户籍制
西方国家都是大共同体,但是它们都保留很多自治传统。比如今天美国社会超过半公共事务是由民众自管理完成,美国人今天仍然认为,“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因此阿夫纳·格雷夫(AvnerGreif)在讨论西方文明成功原因时,提出个基本制度因子:西方人直没有失去自治能力。当小共同体能够在现代国家结构中保存自己自立性和创造性时,就能促进社会繁荣和国家兴盛。如果这种小共同体过早地被国家权力整合,社会基本动力就消解。因为“文明动力归根结底来自社会基层。当个社会活跃着无数自治群体,每个人都参与社区事务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健康。当个社会把所有权力都由高高在上z.府垄断,这个社会注定会失去活力”。
中国“国家巩固发生在社会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组织起来以前”,因此君权得不到有效约束。周秦之变后,中国社会原有那些小自治体和小共同体被消灭,完全被官僚体系取代。正如同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g,m》中描写法国专制王权时期样,“中央集权下官僚机构行政活动取代地方民众公共生活”,社会因此沙漠化。事实证明,这不利于种文明和个社会持续保持活力。
今天中国当然不可能通过“反向周秦之变”重新走回周制,走回小国寡民。但是,儒家反对权力过度扩张,强调家族自治,对们今天思考如何治理社会还是有启发意义。事实上,后来大儒顾炎武就提出以宗族力量来限制皇权,“无强宗是以无立国”,没有强大宗族就没法立国。他说唐代“贵士族而厚门荫,盖知封建之不可复,而寓其意于士大夫,以自卫于旦仓皇之际”,唐代君主虽然知道不能恢复封建制,但是还是保留魏晋时再度发展起来大家族制度,这样话,天下苍黄之时,大家族可以用自己力量自保。虽然他对唐史这种解读不见得正确,但这正是儒家精神以贯之体现。
[1]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480页。
[2]李根蟠:《从银省山竹书〈田法〉看战国亩产和生产率》,《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3]喻中:《法家现代性及其理解方式》,《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1月。
[4]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2014,第41页。
[5]法家只求实用,不讲原则。商鞅曾把礼乐、孝悌、诚信、仁义、非兵、羞战,列为有害国家“六虱”。他说,只有杜绝“六虱”,国家才能强盛。
[6]徐良高:《中国早期文明研究中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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