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王宁：《〈释支干〉辩补——〈释支干〉研究之四》，《郭沫若学刊》1997年第
1页。
[15]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15页。
[16]这里
牛指是黄牛。不过水牛也不是来自中国本土牛驯化。“线粒体DNA检测结果表明，中国现代水牛属于主要分布在东南亚沼泽型水牛，因此它不可能源于中国本土野水牛。……中国本土水牛遗存中没有驯化过程证据。”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19页。
[17]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15页。
[18]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唐际根在《“青铜社会”：古代王权运转》中也说：“青铜器生产需要
个复杂管理体系……种种迹象表明，殷墟作坊遗址空间分布呈现出种较强规律性。从布局上看，这些作坊都围绕着沟渠。商人把水由洹河从北往南引导到个地方后，再由西北往东南把水引过来，使水从西北地势高地方向东南地势低地方流淌2000多米。商人用几千米沟渠，把各类作坊区连接起来，在洹河南部形成个巨大布局，这绝非普通人能做得到，仅依靠两个家族也是做不到，而是要借助相当权力进行协调安排。……由如此规模作坊遗址可见，青铜铸造业背后是王权管理。”
[19]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414页。
[20]易华：《东亚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三代考古》2009年第8期。
[21]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15页。
[22]《中华文明探源将是个非常长期、需要继续付出努力研究任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23]参见黄显功：《月下掩卷：史林学步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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