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揭报前来，与臣所访无异。”也就是说，正在写报告，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汇报
此事，与他所解
情况
样。
乾隆会心笑。这就是地方大臣“会做人”之处，也是他们“取巧欺君”之处。如果单单报告这件坏事，这位*员固然是立功，不过同为大吏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却有失职失察嫌疑。为什
人家发现这件坏事，而你们没有发现？所以，这位大员笔头转，这样提，既保住自己首先发现“头功”，又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失察责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隐蔽！乾隆不觉轻轻叹息，挥笔在奏折上批道：这种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二次，怎会次次那巧？（《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乾隆皇帝智商、情商都是寻常帝王所难及。那些让其他统治者看起来头晕眼花官场诡计，根本逃不过他法眼，更何况他越来越心存警惕。几次交锋之后，皇帝精明就给*员们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有*员对他做出“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评价。
人们因为不同利益和见解而分成不同团体，是政治生活中正常现象。从这点来说，中国朋党之争与西方政党政治有着相同起源。但是，西方政党政治前提是君权虚化或者消亡，运作方式是竞争双方按明确规则光明正大地较量。而在专制制度之下，大臣们分裂成不同派别则意味着统治效能下降。因为政党政治是公开、合法、专心致志，而朋党政治则是隐蔽、非法、别有用心。旦形成不同朋党，大臣们政治行为就处处掺杂进党同伐异动机。荐举人才，推行政策，表面上出大公，实际上无不会首先从小集团利益出发。这种窝里斗起源是因为利益，最终却几乎演变成种生存方式和生活乐趣，他们斗得如此津津有味，斗到最后，他们简直就是为斗而斗。在这种毒化政治环境之中，每个人都必须依附某门派才能在官场中立足，个别想有所作为精英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也无可奈何：“群小挈手绊足，其任事之劳，不胜救过之念，出嗟于朝，入叹于室。”
还是在未登基之前，乾隆就已经通过史书，对朋党政治历史和危害有深入解。他说：“明季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然而，他深恶痛绝这政治危害又实在是中国政治中最难根除痼疾之。
乾隆执政六十多年中，如何处理朋党直是他苦心思考问题。
雍正皇帝留给乾隆最重要政治遗产就是两位重量级政治人物：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大臣，都是位高权重，才干出群。鄂尔泰，满洲镶蓝旗人，雍正后期内阁首辅，是雍正最信任满族大臣。雍正皇帝甚至曾经说过：“朕有时自信不如信鄂尔泰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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