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吴对望眼,都不作声。
“你们知不知道?”曾国藩厉声问。
“禀告大人,们都不知。”薛福成答。
“叫张光藻来!”
周家勋、张光藻、刘杰撤职上谕已在早几天下达,奏请以布政使衔记名臬司丁启睿为署理天津道员、三品衔道员用
,曾国藩便觉得累,他坐下,眼皮也无力地垂下来。
“百姓谈得最多是崇厚,说他是洋奴,是卖国贼。崇厚四处讲,大人在他面前亲口说,谤则同分,祸则同当。他说大人完全支持他,故而无知愚民也迁怒于大人。说大人与崇厚穿条裤子。”吴汝纶性格直爽,有什说什,他知道曾国藩清楚他性格,说话也不遮挡。
曾国藩对崇厚不满起来。谤则同分,祸则同当,这话是说过,但不应当四处乱讲。他是要把拉出来做他挡箭牌?那天在罗淑亚面前媚态,已使人看不顺眼,难道他与洋人在背后有什交易吗?今后得警惕点!“还议论些什?”
“罗淑亚那天在大人面前提四点要求也传出去。”薛福成答,“天津士民们都说,这四条条都不能接受。他们说还是醇王爱国。醇王说,要趁这机会,杀尽在中国洋人,烧尽他们房屋,永远不许洋人踏进大清国门,可惜曾中堂没有这样做。”
薛福成自己与醇郡王奕譞是个观点,“可惜”下面那句话,是他本人心里话。曾国藩张开眼皮看薛福成眼,他已从这几句话里窥视出薛福成心思,而且他也知道,吴汝纶也跟薛福成个观点。只有赵烈文稳重,目光远,在赴津路上,赵烈文用“委曲求全”四字来概括这次办案方针,与他想法完全致。
昨天,曾国藩从塘报上看到醇郡王、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保恒、内阁中书李如松等人向朝廷上奏折,他们都认为津案乃义举,洋人是犬羊,不能谕之以理,应采取强硬态度。言辞最激烈是醇王,他说要杀尽洋人,雪庚申先皇之辱。曾国藩看完塘报后心中很不安。这些清议,只讲情理,全不顾国势,貌似最忠君爱国,实则将君国置于危险之中。他们不负实际责任,只凭着张嘴巴,旦惹出祸来,他们都会躲得远远,还得要做事文武们去收拾局面。
对这些空谈,本可完全不理睬,但可恼是他们能哗众取宠,博得舆论支持,对局中人掣肘甚剧;尤其是那个于世事窍不通醇王,偏偏要以王叔之尊来妄发议论,博取美名,令人批驳都不好下笔。清议误国!曾国藩想,这四个字真是千古不刊真理。
“凶手缉拿得如何?”曾国藩不想再听市井议论,他决定不理睬这些浮议,按自己已定方针办。
“凶手还没有抓到个,士民们也不来揭发。”吴汝纶说,“水火会人暗中传出话,谁告密,谁就是汉*卖国贼,先杀掉他。”
“反,这不是公开与朝廷唱对台戏吗?”曾国藩气得敲打扶手,“谁是水火会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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