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职跟随大人多年,素日里听大人谈经谈史谈人物,所获甚多。有时想,若是把大人这些谈话都整理出来,刻印成书,必然对世人大有启发。”赵烈文真挚地说,他其实已悄悄地这样做。每次和曾国藩谈话之后,他就赶紧记在当天日记上,尽量做到不漏句,不走丝样,把它们原原本本地留在纸上。曾国藩多次和他谈“静”意义。从春秋诸子百家,谈到宋明程朱陆王,把“静”学问阐发得淋漓尽致,说得赵烈文如醉如痴。他于是自号能静,将书斋命名为能静居,其每天日记也随之叫做能静居日记。这部能静居日记已记二十年,其中有不少曾国藩言论。
“惠甫,本是个读书做诗文料子,谁知后来走错路。”曾国藩今天谈兴很高,他喝口茶,饶有兴致地谈起往事。“
面笑容地说:“好,好!这个礼物收下。你辛苦,到大厨房里吃过饭再走。”
那汉子出门后,赵烈文帮助曾国藩将书函函地拿出来,放到书桌上,几乎把整个书案摆满。
“船山先生处饥寒交迫之境地,孜孜不倦,写出这多好书来,真正不容易呀!”曾国藩望着眼前书感叹起来。
赵烈文顺手翻着《读通鉴论》。这本书在书局刻印过程中,他便零零星星地借来读过遍,十分佩服船山见事高明、议论深刻。此时看着这部被装订成十大本五十余万言巨著,真是爱不释手,心里油然生出股对船山由衷崇拜。“大人,船山公议论戛戛独造,破自古悠谬之谈。卑职想,若使其得位乘时,必将大有康济之效。”
“不见得。”曾国藩轻轻地摇摇头。
“为何?”赵烈文颇感意外。他深知曾国藩向尊崇王夫之,但为什并不赞同这个观点呢?
“船山之学确实宏深精至,但有则嫌偏刻。比如对人评价,求全责备多,宽容体谅少。若让船山处置国事,天下则无可用之人。”曾国藩离开座位,在书案前走几步后又说,“作文与做官并不是回事。作文以见深识闳为佳,立论即使尖刻、偏颇点亦无妨,因为不至于伤害到某个人,也不去指望它立即收到实效,只要自圆其说,便是理论,运笔为斤,自成大匠。做官则不同,世事纷繁,人心不,官场复杂,尤为微妙,识见固要闳深,行事更需委婉,曲曲折折,迂回而进,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万不可逞才使气,只求时痛快。历来有文坛上之泰山北斗,官场上却毫无建树,甚至败涂地者,盖因不识此中差别耳!”
赵烈文不断点头称是。过会,曾国藩感慨地说:“世上之人,其聪明才力相差都不太远,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生异人。”
“大哉,宰相之论也!”赵烈文不由得高声赞叹。
“惠甫,你怎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曾国藩哈哈大笑起来,心情十分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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