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思想g,m胜利者
姿态，仿佛他已掌握时代动脉。大江东去，不可逆转，章太炎讲学宛如旧派人物垂死挣扎，最终逃不出“流水落花春去也”命运。联想到胡适几年前还在参考章太炎著作来写博士论文，这样变化着实值得玩味。
胡适等人之所以要这样批评章太炎，与其说是因为章太炎观点多
守旧，不如说是章太炎影响力依然很大。不把他批倒批臭，胡适等人就很难真正在学术界获得领袖位置。如果说1922年国学演讲只是章太炎与胡适之间“隔空喊话”，那1923年墨学论争，则是胡适直接挑战章太炎学术观点。1923年，章士钊在《新闻报》上发表文章评价当时学界对于墨子研究，他认为胡适研究有不足之处，章太炎观点才堪称“精审”。章士钊这篇文章刊出不久，章太炎给他写信，说胡适研究墨子犯
不知研究经学与研究诸子学区别之弊。
章太炎此信引起胡适激烈反应。他致信章士钊：“太炎先生说
‘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是浅学人，实在不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何异点。只晓得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
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方法，以求本子订正与古义考定，此意在高邮、王氏父子及俞曲园、孙仲容诸老辈书中，都很明白。试问《读书杂志》与《经义述闻》，《群经平议》与《诸子平议》，在治学方法上，有什不同？”并且他还强调：“这点是治学方法上根本不同，故不敢轻易放过”，因此特意嘱咐章士钊遇见章太炎时“千万代为问。”
面对胡适追问，章太炎向章士钊就治子与治经之间差异详加说明。胡适再强调子书与经书同为古书，因此需要以校勘学和训诂学方法治之。而章太炎则认为：“校勘训诂，以治经治诸子，特最初门径然也。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此就大略言之，经中《周易》亦明义理，诸子中管、荀亦陈事实，然诸子专言事实，不及义理者绝少）。治此二部书者，自校勘训诂而后，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术有不得同者。故贾马不能理诸子，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若王、俞两先生，则暂为初步而已耳。”在他看来，治经与治史相似，就是以客观眼光去寻求古书所载之真相，考索本意，钩沉史事，不需要横加议论于其间。治诸子则不然，不能只是停留在文本校勘初级阶段，而是要从阐释角度去明晰子书体例，进而分析其学说。
章太炎回复显然不能让胡适感到信服。他又致信章士钊：“太炎先生论治经与治子之别，谓经多陈事实，而诸子多明义理，这不是绝对区别。太炎先生自注中亦以明之。其实经中明义理者，何止《周易》部？而诸子所明义理，亦何非史家所谓事实？盖某学派持何种义理，此正是种极重要事实。”本此认识，胡适强调：“至于治古书之法，无论治经治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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