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历代王朝是否行良政之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能否有利于民众生计福祉为依据。比如汉制之下郡县多循吏，北魏以降
均田制使民有恒产，皆不外乎此。值得注意是，他除
对汉、唐这样“盛世”之制度多有认同，对那些在古人眼中地位甚为低下政权，他也努力寻觅出其中良法美意。比如被欧阳修称为“天地闭，贤人隐”五代十国中后梁，他认为晚唐之世，宦官专权，甚至操纵帝位更替，而朱温能从制度设计入手，将此权势熏天团体
举打压，故值得称道。此外，被历代史家所痛斥为以篡位夺权、欺世盗名新莽政权，其置“王田”、限财产诸政策，改西汉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状，使得“分田劫假之害，自是少息。讫建武以后，乡曲之豪，无有兼田数郡，为盗跖于民间，如隆汉者矣”。这些举措流芳遗泽，同样让民众受益。
在中国古代政论里，土地分配问题备受关注，因为这关乎战国以降小农经济是否能够保持稳定。对此，章太炎除在评价王莽土地政策时涉及此事，还在《定版籍》里详细论述中国土地分配问题。他于文中回忆在横滨时与孙中山讨论中国土地现状场景，强调防止土地兼并必要性，因为“田不均，虽衰定赋税，民不乐其生，终之发难。有帑廥而不足以养民也”。在文末，他还附上自己草拟《均田法》，其中规定有土地人不能任由土地荒废，凡是不能亲自耕种土地，应由z.府负责出售。这些内容实质就是防止因土地兼并而方面造成大量土地被闲置，另方面却有许多无地可种农民，既导致生产力低下，又激化社会矛盾。
最后，在重订本《訄书》里，章太炎还计划编撰部具有新体例与新内容《中国通史》。在附于《哀清史》之后《中国通史略例》里，章太炎认为中国传统史籍中典制之书有助于“知古今进化之轨”，使得“事之文野，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因此在他设想撰写《中国通史》中，“典”这体裁占据很大部分内容。他强调：“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眇末矣。”通过论述古今制度建立与流变，章太炎希望能呈现中国立国根基之所在与得以维系至今经验教训。此外，在《中国通史略例》中，他还计划撰写数篇属于传记性质《考纪》与《别录》，以此“振厉士气，令人观感”。
关于自己修史计划，章太炎在1902年给梁启超封信里做详细陈述：
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锋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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