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鬼神,这也是中国文化胜于其他地区文化地方。章太炎说:“自仲尼之厉世摩钝,然后生民之智,始察于人伦,而不以史巫尸祝为大故。”他还说:“神怪绌,则人道始立。”正是因为杜绝鬼神迷信,人们才有可能直面社会真实矛盾,从社会实践出发思考未来发展道路,人自身主体性也能够建立起来。章太炎相信,由于中国传统学术中有这样宝贵遗产,身处危局之中中国定能通过变革来摆脱危机。
此外,章太炎在书中还评价法家学说。早在戊戌年间,不少士人就已经熟知章太炎认为法家学说有可取之处。对商、韩之言甚为厌恶宋恕,在戊戌年日记中记下:“与枚叔争商鞅及鄂帅不合,大辩攻。”随后他致信章太炎:“商鞅灭文学,禁仁孝,以便独夫,祸万世,此最仆所切齿痛恨,而君乃有取焉。”因此要和章氏“暂绝论交”。由于时人不满于君主制度,因此对主张申君权、抑臣下法家学说大力抨击,宋恕之外,像严复、孙宝瑄、谭嗣同等人皆如此。但章太炎反时流,在《儒法》篇指出“儒者之道,其不能摈法家,亦明已”。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些良法美制,法家因素至为重要。历代行政之衰不在于严刑峻法,而由于后世背离法家循名责实之宗旨,致使法律条文烦琐矛盾,进而形成上下相蒙、政务废弛局面。同时他在《商鞅》篇中强调,“法者,制度之大名”,“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法家强调循名责实、整齐官制,有助于让国家实现富强。因此,法家绝非君主帮凶,而是自有套为政之道。而除去“毁孝悌,败天性”乃其瑕疵外,宗尚法家如商鞅者,面对秦国权贵决不退缩姑息,较之汉代借经术干人主儒生,其人格高下至为明显。
当然,该书更值得注意,是章太炎对于清z.府态度。经历戊戌变法失败,章太炎其实已经开始怀疑清z.府究竟能否让中国摆脱危机,实现富强。在该书《原人》篇里,他借鉴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想,认为“人之始,皆尺之鳞也,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在历史变迁中,不同群体逐渐形成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到近代就成为抵抗侵略、建立民族国家重要精神支撑。章太炎指出:
希腊之臣服土耳其也,数百岁矣,昔溃去,而四邻辅之以自立,莫敢加之叛乱之名者,无他,种族殊也。意大利初并于日耳曼,逾年百五十,而米兰与伦巴多人始立m;主。斯其为殊类也,间不容翲忽耳,然犹不欲以畀他人。由是观之,兴复旧物,虽耕夫红女将与有责焉。异国之不忍,安忍异种?
这段话,其实已经在很含蓄地借用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想质疑清朝统治合法性。相似地,他借评论蒙元历史,认为:“以臣夺君者,曰篡姓之神器;以异类夺中夏者,曰篡万亿人之分地。”
但是,在整理《訄书》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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