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想让章太炎发挥其在经学上
才华。在赴武昌之前，章太炎
度还想结识另位清廷要员李鸿章。他给李鸿章写
封长信，大谈自己外交主张，可当时李鸿章因甲午之战失利而受冷落，不会有什
兴趣与这位天真而执着青年儒生讨论如何办外交，因此章太炎这封信也就没下文。
章太炎来到武昌之后，为由张之洞幕僚们创办《正学报》撰写篇“缘起”。不过他很快就与以梁鼎芬为代表张之洞幕府中人产生不和，其原因还是在于如何评价康梁师徒变法运动。章太炎坚持认为应将学术分歧与变法运动分开对待，关于前者，他确实与康有为等人极不相契，但在后个问题上，他们之间是有共识，因此章太炎反对梁鼎芬等人诋毁变法运动。这段武昌之行让章太炎十分失望，以至于在后来岁月里，每当他回忆起与张之洞等人交往，常从各方面给予后者不高评价，例如认为张之洞学术水平极为有限，仅能做些普及性质工作；张之洞办洋务喜欢弄华而不实表面文章，湖北创办新式学校很容易让学子养成浮华嗜利之风。
离开张之洞幕府后，章太炎重回上海，任职于《昌言报》。其间他主要从事工作是与曾国藩孙子曾广铨合译近代英国学者斯宾塞文集，具体分工是曾广铨摘编并译成初稿，章太炎笔述润色。作为主张社会演化论、社会有机体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代表人物，斯宾塞认为在社会演化过程中应奉行“最适者生存”原则，反对国家采取政治与经济政策救济穷人、遏制贫富差距。相似地，他还反对通过国家力量来推行国民教育，反对限制个人私有财产膨胀。在政治生活中，国家只能作为类似“守夜人”角色而存在。所谓“社会有机体”，主要指是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要有良好分工，某部分不能干预另部分，当每个组成部分都能有效运转时，整个社会自然就能维持正常秩序，其直接诉求依然是借此来强调国家职能限度。
在19世纪美国，斯宾塞学说深受坐拥巨富资本家喜爱。他们认为斯宾塞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正好印证他们为何能获取巨额财富，百万富翁正是优胜劣汰产物，彼辈理所应当成为人生赢家，那些不适合在社会上生存穷人则需接受被淘汰命运。就此而言，想要运用国家力量来限制财产、周济穷人，是违反社会演化规律，有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不具备在社会上生存能力，那就应该让其被自然淘汰掉。在此情形下，美国版斯宾塞学说沾满大资产阶级铜臭气。
而章太炎等人之所以要翻译斯宾塞著作，自然不是为让中国也出现类似美国大资本家式人物，而是因为他们受到严复影响。严复在发表于1895年《原强》文里介绍过斯宾塞学说，使后者初次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亮相就和救亡图存、自立自强等观念结合在起。斯宾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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