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原来与他交好
人都不敢前去吊唁，只有脂习去
，抚摸着孔融尸身哭着说：“文举，你舍
而死，今后能同谁去说知心话呢？”曹操听说后，下令将脂习逮捕起来，但转念
想又下令把他放。脂习后来见到曹操，向曹操表示认错，曹操喊着他字说：“元升，你倒是个慷慨多情人！”
不仅不再提起旧事加以责备，相反还问脂习住在哪里。得知脂习刚搬个新住处，于是派人给他送去百斛谷子。
对于部属某些失误，曹操有时也能给予体谅。冀州平定后，曹操派朱灵率新兵五千、战骑千匹往驻许南，途中中郎将程昂反叛，朱灵斩杀程昂后，向曹操报告，表示自责和痛心。曹操给他写封回信：
兵中所以为危险者，外对敌国，内有*谋不测之变。昔邓禹中分光武军西行，而有宗歆、冯愔之难，后将二十四骑还洛阳。禹岂以是减损哉！来书恳恻，多引咎过，未必如所云也。
更始年间（24—25），光武帝刘秀派大将邓禹率精兵二万去镇压赤眉农民起义军。其部将宗歆、冯愔为争夺军权，互相攻杀，冯愔杀宗歆后又攻邓禹，结果邓禹被赤眉军战败，只带二十四骑回到宜阳（曹操误作“洛阳”），但刘秀对他仍予信任和重用。曹操以此为例，面阐述“兵中所以为危险者，外对敌国，内有*谋不测之变”这军事原则，同时也对朱灵进行抚慰和激励。
对部属些带有通敌叛变性质行为，曹操有时也能予以宽宥。官渡之战后，缴获不少许都和自己军中人暗中同袁绍互相往来信件，他不予追究，下令把火烧掉，就是其中个突出例子。这件事见载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而同书《赵俨传》裴注引《魏略》却有不同说法，说曹操击破袁绍后“使人搜阅绍记室”，两种行为、两种说法是完全针锋相对。但裴松之不相信《魏略》说法，说：“案《武帝纪》：破绍后，得许下军中人书，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阅，知其有无，则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语为不然。”从当时情势看，曹操虽然取得官渡之战胜利，但袁绍还占据着冀、幽、青、并四州，背后、侧后还有刘备、刘表、孙权等人虎视眈眈，曹操任重而道远，正是急需用人之际。同时，同袁绍秘密书信往来不是两个人，而是批人，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必然造成人才重大损失，给自己造成不利。因此，比较而言，《武帝纪》记载是较为可信，这件事还是体现曹操宽宏大量。
曹操能够宽宏大量，当然主要由于他考虑政治上需要。个政治家，如果鼠目寸光，鸡肠小肚，不能容人，那是绝对办不成大事。相反，他只有尽量地不计较别人过失，不计较个人恩恩怨怨，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吸引人才，并充分发挥人才作用，以实现自己战略目标。曹操对这点是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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