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运作等方面，史家知之则更少——至少在近代以前大致如此。可以确定
是，基层行政体制及其相关职位性质经历
个不断演变过程。例如，梁方仲(2008)关于明代“粮长”制度研究表明，“粮长”角色起初由纳粮大户充任，多有民间统领色彩。但随着时间推移，粮长沦为吏役，直至被废除。再如，乡里制度中“三老”等职位是如何产生？各种乡吏从何而来，代表谁利益？鲁西奇著作中细致讨论各种乡里制度，如关于秦汉“里父老”考证(pp.189—194)。官方文本史料通常从国家视角来审视当事人（如赋税户、人丁），而他们背后社会关系和地权配置信息细节往往缺失。这本著作也因此更多地着眼于对制度史料细致考证和审视，但“人事”面因史料所限而有所不及。
与此相关是，
们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近古以前历史认识，主要依赖考古发现文物史料。可以推测其中大多是官方文本记载，或者说带有官方眼光、有关正式制度记载。例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记“盗马爰书”，据作者解读应当是上报给县廷有关“求盗”报告(p.122)。如此之类，在书中依凭史料中分量最重。另个合理推测是，那些留下丰富官方记录世家和区域，更有可能存在强盛官方制度，因其史料丰富而更容易引起研究者关注。不难想象，基层社会、民间活动信息难以进入文字记录，因此也难以作为史料保存下来。如此，当们主要依据官方资料来认识z.府行为，则可能从国家视角，更多地注意到其正式制度和行为。换言之，官方乡里制度有案可稽，但它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发挥怎样作用，仍然是个有待回答问题。
读完本书个印象是，鲁西奇致力于史料考证和辨识，但对史料意义、制度性质阐释和讨论很是谨慎，未及展开。例如，隋代废乡官举措，应该是乡里制度演变个重要关头。作者对此虽有涉及(pp.362—369)，但关注点放在史料辨析上，对其背后意义以及文献中不同解读未有聚焦讨论。胡恒(2020)整理清代各时期朝廷围绕乡官设置重大争论，其中透露出历史上乡官角色和渊源。清代雍正皇帝令复议隋唐废弃乡官制度时，鄂尔泰持有异议并提出，现有*员“远离桑梓，可杜徇私、报复诸弊也”，如添设乡官，“用本乡进士、举贡、生监、耆民人等，若辈世居其土，非亲即故，内有恩有德，亦有怨有嫌，旦令其群居民上，予以事权，无论假公济私，施威市恩，料事所必有”(p.87)。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启泰关于筹办地方自治局奏折也写道：“臣等以为周之闾胥、比长，与汉之三老、啬夫，虽命自国家，事殊团体，然其受任自选举而来，其用人必不出本郡。”(p.103)早在隋代废除乡官争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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