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Hartog2015，113)。
历史性
体制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著
黄艳红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0)
在这种时间性中，所有人都成为当下囚徒，所有政治性实践和思想性发问，都无
例外地从当下开始，又以当下为终结。阿赫托戈在2003年写作《历史性体制》书时指出，到
们21世纪，当下主义似乎无法弥合有关历史“经验”和有关未来“期望”之间差距(Koselleck2004)，此间产生种种矛盾和无措，似乎已把当下主义所有能量耗尽，使其难以保持当下霸权地位，亦无法再维持这时间性中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显而易见关系。这正是阿赫托戈所谓“时间危机”(crisisoftime)(Hartog2015，16—18)。显然，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平顺和阶级关系相对缓和时期，特定时间范式往往被当作种默会知识，很少成为公共讨论焦点。而当社会秩序巨变，既有政治安排崩坏情况下，对于危机感知和重新关注，往往首先是从对时间危机体察开始——这是政治和经济层面危机前提。
由此可见，从本雅明到阿伦特写作时期，西方正经历这样时间危机。此后，为应对危机，新时间性得以发展和制度化，为社会—文化生活提供新基础。而目前西方世界（某种程度也包括中国）似乎还都处于这波时间危机之中，其矛盾和困厄还在进步展开。这是现代性以来最重要两次危机。其中，社会科学作为言说与剖析现代性学术工程之，在每次时间危机中都是提出应对方法、实验新时间意识重要场域。那
，在每次危机中，西方社会试验性方案大概呈现何种面貌？内部有何种多元性？实验主体又是何种知识生产者，有哪些代表性方案，陷入何种困境？作为现代化后发者代表中国，提出何种方案，出现何种非意料结果？在当下主义危机中，们到底需要何种新时间方案，需要何种时间政治？这正是本文接下来核心议题。对于这宏大议题，笔者更多只能从自身所在学科出发提供部分思考，难免挂漏万，也无法提供确定答案。
二社会科学应对实验之欧洲“主观意识”与“美国例外论”
如果说本雅明和阿伦特对于时间性反思更多停留在哲学进路，那更直接处理人类历史问题两种进路则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两者本质上都是有关人类社会历史经验某种再现与重述，并以统合历史特定方式和意识为基础。自18世纪西方现代社会被发现和建构以来，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作为现代性思想产物，更像是对拥有共同起源孪生兄弟。进步主义—历史主义恰是其共同源头，而两者对于历史主义不同发展和继承又导致两者内在张力(Ro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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