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借由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包括其时间性）
拒绝和批判逐渐获得霸权，取代
进步主义。在这种新时间体验和历史观念中，阿伦特所停驻那个精神性“裂隙”被实在化为现实“当下”；而每
个当下不再会以未来之名被牺牲，亦不是通往某种永恒性跳板或过渡；相反，当下不仅侵蚀并最终代替未来——当下不断膨胀，当下成为庆祝对象。相应地，过去、当下（现在）与未来之间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方面，未来在某种程度上被关闭：既然进步主义与历史主义宏大期许已被放弃，那
每刻当下价值才是值得追求，以替代对于超越性价值想象与追逐。并且，只要技术进步带来变革速度足够快，那当下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被“未来化”，当下自身可以获得曾经只属于未来永恒性。另方面，卡夫卡与阿伦特笔下那个为过去与未来之斗争所苦个体，现在亦可以放弃不息战斗，只要寓居在每个当下即可。也正因为当下时刻处于流动不居恒常变化中，对于历史和经验主观体验现在反而成为唯确定东西。寓居在当下个体现在成为唯重要主体，它不再与来自过去和未来压力激烈战斗，而是可以根据每时刻需要来重新组织和建构围绕在其周围过去和未来。阿赫托戈称之为种有关时间“褊狭主义”(provincialismoftime)(Hartog2015，101—148)。
这种当下主义迅速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主要表征起源之。在文化和政治范式上，处于当下个体最终成为时间主观裁判者，“超级个人主义”(hyper-individualism)取代个人主义，身份政治也取代公民政治。尤其是在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成功、“罗斯福体制”最终衰落等因素使得自由左翼将身份政治作为主要政治话语与组织基础，寻找并维护某种狭隘而排他自
身份取代对某种集体政治愿景求索。这无非是增强以个人主义为道德基础新自由主义政治，在麦克·里拉看来是种“假政治”，其本质是“反政治”，和“里根主义”并无区别(Lilla2018，60—95)。在经济层面，把每个当下价值提取出来并即时变现成为主导原则，这点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经济普遍金融化中得到绝佳体现（欧洲更晚些）。在股东g,m之后，公司股价成为衡量绩效最终标准，美国企业管理阶层不再努力建立个具有长期经济价值、可持续发展、有社会影响公司，而是致力于抽象出个可以在股票市场上转手变现或是至少能使其保持有利市场地位“概念”（何柔宛2018）。而消费主义对商品即时价值追求以及对其可即时抛弃属性需求，也是这种经济-时间精神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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