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标识——文化因之变成自由漂浮能指。
当然,历史社会学内部直以来都有多重实验,比如研究生涯中后期蒂利、赵鼎新(Zhao2015)、拉克曼(Lachmann2020)、斯坦梅茨(Steinmetz2007),以及作品成熟时期斯考切波(Skocpol1992),自成格迈克尔·曼(Mann1986—2012时期),他们都始终注重结构关系性和情境性作用,并没有转向对文化、能动性与多元性过度庆祝。但令人遗憾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尽管历史社会学家感知到美国社会巨变,但“宏大理论”理想和对未来期待早已被挫败,实证研究仍陷于当下主义自循环之中。历史社会学远未在社会变革熔冶中形成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g,m性连接方式。这是至今们尚未看到美国社会学出现重大理论突破原因之。
四中国当代本土化运动与历史复兴
当们进步转向非西方社会科学时,问题除现代性内部不同时间性更替及相关危机,还面临西方时间性与本土性之间恒常张力。在最近40年中,这种张力在广大非西方学术界表现为民族主义认识论(ethno-epistemology)重新上升,以及本土主义、新传统主义普遍回归。其中,本土历史复兴是核心内容之。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远非孤例。中国社会科学主要门类于改革开放之后20世纪80年代重建,其发展主要跟随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潮流与范式转型,内核是“现代化”“科学化”“与世界接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思想界话语逐渐发生转变,本土主义开其端绪,其中最早尝试之接续20世纪80年代港台和离散华人学者“新儒家”研究,继而推动各种语义暧昧“国学”复兴;而社会科学本土主义与历史转向则要晚至21世纪以后,特别是最近十年,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都出现类似趋势。
以笔者所在社会学为例,本土历史复兴趋势集中体现在近年来历史社会学急遽上升,大有渐成显学之势。若根据本书应星老师文,中国社会学早在21世纪初就展开场“过程—事件分析”与“结构—制度分析”之间论战。这也许是中国社会学家严肃讨论时间性问题,处理有关历史方法论和认识论重要开端。此前社会学研究固然也离不开历史(当然任何社会科学都离不开历史),但并没有如此清晰本土历史意识。直到2015年前后,历史社会学作为个研究方向,才真正进入爆炸式增长阶段:相关文章在主要社会学杂志中发表数量极大增加,自认同为“历史社会学者”也成为时风潮——尽管其中很多学者并没有接受过相关训练。2017年,中国社会学年会开始举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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