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卡夫卡、贝克特、博尔赫斯也许是这方面
代表人物，而存在主义、现实主义和“高大全主义”则无疑也是观念产物、主题先行产物，它们可以说是随着观念和先行主题走向
极端，即自觉地使文学与其他上层建筑联姻（至少消解哲学和文学、政治和文学界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批评繁荣和各种“后”宏大理论自话自说顺应这种潮流。另
方面，技巧被提到至高无上位置。从乔伊斯《尤利西斯》到科塔萨尔《跳房子》，西方小说基本上把可能技巧玩个遍。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法国叙事学和铺天盖地符号学与其说是应运而生，毋宁说是推波助澜（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定程度上反映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小说形式主义倾向）。于是，热衷于观念几乎把小说变成玄学。借袁可嘉先生话说，那便是（现代派）片面深刻性和深刻片面性。玩弄技巧则拼命地炫技，几乎把小说变成江湖艺人把势。于是，人们对情节讳莫如深，仿佛小说关键只不过是观念和形式“新”、“奇”、“怪”。然而，古人不是这样。中国小说起源是轻松自如故事情节（或谓“稗官野史”），而事实上《左传》及《左传》以降诸多史书也是中国小说策源地（是谓“文史家”）。其中如《郑伯克段于鄢》、《曹刿论战》、《触龙说赵太后》、《蔺相如完璧归赵》以及《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屈原列传》等众多美妙段子，其实都可以视作最初小说，具有小说基本因子：故事情节。诚然，由于道统对小说轻忽，中国小说及小说史研究起步甚晚。如鲁迅所言，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且必得到二十世纪），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故于小说仍不详。
在西方，虽然真正意义上小说及小说史研究也是后来事，但古希腊人对“类小说”重视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便已然露出端倪。比如亚里士多德对文学（史诗、悲剧）态度，其实已经体现古希腊人对小说（情节）重视。亚里士多德视情节为文学首要问题，认为它是切悲剧根本和“灵魂”。他还说“情节是悲剧目，而目是切事物中最重要”。因此，《诗学》中差不多三分之章节是有关情节。在悲剧六大要素中，情节列第位，依次是性格、语言、思想、场景和唱词。当然，情节和故事原是不同，情节或可说是经过艺术加工故事，但绝对不是脱离故事观念和技巧。过去文学原理大都拿国王和王后例子来说明故事和情节关系，称“国王死，两年后王后也死”是故事，而“国王死，深爱着他王后便无法独自存活在这个世上，于是郁郁寡欢，最终成疾而终”则是情节。这就是说，情节是有血有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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