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标准。对于心理学上判断
具体标准，各国做法不尽相同，但大致形成
如下观点：①被害人是否能够表达出自己对事情判断；②他/她是否能理解行为道德属性；③他/她是否能理解性行为性质（性行为这个事实本身以及性行为与其他行为完全不同）以及可能后果；④他/她是否能够理解性行为性质。[40]
多数国家和地区会在第三和第四种标准中“二选
”。这两种标准细微差别在于——根据第三种标准，没有性同意能力之人不仅不能理解性行为性质，也缺乏对这种行为后果认识；而根据第四种标准，只要无法理解性行为性质，那
就可以认定被害人没有性同意能力。
因此，如果某人由于精神疾患，不清楚性行为性质，但是却清楚地知道这种行为会导致怀孕或感染性病，那根据第三种标准，他/她有性同意能力，而根据第四种标准则无性同意能力。哪种标准更为合理，这是个需要慎重思考问题。
需要再次强调是，法律对智力残疾人士特殊保护是为防止有人利用他/她们弱势地位攫取性利益，而非完全剥夺他/她们性积极自由。因此，如果行为人没有利用被害人弱势地位，那这种非强制性行为就不应该受到法律干涉。根据这结论，至少可以形成两个推论：
其，行为人必须在定犯罪心态支配下与智力残疾人士发生性行为，才存在利用对方缺陷可能，而如果根本无法知道对方是智力残疾，那也就不存在处罚前提。
其二，与智力残疾人士在婚姻内发生性行为般不应该看成犯罪。般说来，婚姻内所发生性行为不存在利用对方缺陷情况，因而没有侵犯对方性自治权，所以不具有惩罚正当性。
具体说来，这又可以细分为如下几种情况：被害人婚前患有智力残疾，而行为人不知，在结婚之后才发现对方智力残疾，但仍然与之性交，性交发生并没有利用对方智力缺陷，因此刑法对这种私人生活不应该干涉；被害人在婚后智力残疾，病后夫妻双方仍有性行为发生，对此情况，也不能以犯罪论处；行为人知道对方是智力残疾，但仍然与之结婚，婚后与之发生性关系。
显然，第三种情况与前两者不同，婚姻成立利用对方缺陷，性行为发生自然也利用对方缺陷，因而对智力残疾性自治权有定侵犯。但是，如果用刑罚手段对此加以制裁，反而会使被害人无人照料，对其更为不利。因此对于这类行为，虽然可以犯罪论处，但是对行为人也许可以免于刑事处罚，让法律效果不至偏离民众常情常感。
作为法律人，
们时常怀有种偏见，认为法律可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但这只是种职业自欺。对于类似案件，法律能够提供解决办法其实很少，这就是为什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41]会说：最好社会政策才是最好刑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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