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
个代表性
案件——姚莉事件。姚莉是某银行工作人员，日歹徒来抢劫，保险柜中有30万元现金，抽屉里有2万元现金，姚莉和歹徒周旋，给
歹徒2万元，成功地用2万元财产保全国家30万元财产。但后来姚莉被开除，理由是为什
不用生命去保护国家2万元财物。
国家财产和个人生命，孰大孰小，如果仅仅从功利主义考虑，其实很难界定。但是在道
益来保全个更大利益。
比如2012年8月，4名男子前往俄罗斯远东雅库特地区探险时失踪，那里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极其偏僻。有两人被救援人员发现，救援人员在露营地发现具人类尸骸。两人靠吃掉同伴尸体而存活。这种案件属于紧急避险没有争议，生命权自然是高于尸体尊严。再如，张三遭到李四追杀，看到王五骑着摩托车，于是把王五摩托车抢走，导致王五摔伤，这是张三为保全自己生命，损害王五财产和健康。利大于弊，所以张三不构成犯罪。
在“米丽雷特号”事件中，为三人生命牺牲人是否成立紧急避险？如果不考虑伦理，仅从价值量化比较上看，3大于1，收益大于成本，当然成立紧急避险。
然而，任何人生命都是无价，因此，这起案件问题关键并不是生命价值比较，而是必须践行尊重生命道德规范。如果无视道德规则指引，在法律中只是进行功利价值比较，那整个道德秩序可能崩溃，社会也会瓦解。
在这起案件中，法官最后认定杜德利和史迪芬斯有罪理由是：法官认为对于谋杀而言，是不能适用紧急避险制度，因为生命不能比较。法官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挽救生命通常是种责任，但是牺牲生命也可能是最朴素和最高贵责任。
比如在战争中就充满着为他人从容赴死责任，在海难中，船长、船员对于妇女儿童同样有这种崇高责任。正如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战役中，许多医护人员，冒着自己生命危险挺身而出，这种崇高感令人动容。
但是这些责任赋予人类义务，不是为保全自己生命，而是为他人牺牲自己生命。没有人有权力随意决定他人生死。
当然，
们必须承认很多时候们都会面对试探与诱惑，但是不能将诱惑作为犯罪借口。作为法官，为公正审理，们常常被迫建立起自己都无法达到标准，制定们都难以企及规则。
但们不能因为诱惑存在就改变或削弱犯罪法律定义。最终法院宣布杜德利和史迪芬斯构成谋杀罪，并处以他们绞刑。后来维多利亚女王宣布赦免，将死刑改为监禁半年。[5]
从这起案件中你会发现，在紧急避险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利弊权衡，但值得注意是，这种利益比较必须接受道德主义指导，否则根本无法得出答案。同样，如果功利主义不接受道义指导，法律就可能沦为纯粹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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