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起起落落,所以还得从分析经济环境变化入手。目前主流解释是计划生育、z.府民生支出不足、房价上涨三者共同作用。(4)计划生育后,人口中小孩占比迅速下降,工作年龄人口(14—65岁)占比上升,他们是储蓄主力,所以整体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上升。孩子数量减少后,“养儿防老”功效大打折扣,父母必须增加储蓄来养老。虽然父母会对仅有个孩子加大培养力度,增加相关支出尤其是教育支出,但从整体来看,孩子数量减少还是降低育儿支出,增加居民储蓄。21世纪初,独生子女们开始陆续走上工作岗位,而随着城市化大潮、商品房改革和房价上涨,他们不仅要攒钱买房、结婚、培养下代,还要开始分担多位父母甚至祖父母养老和医疗支出,储蓄率于是再次攀升。(5)
这过程中几个要素,都与地方z.府有关。首先是房价上涨,这与地方z.府以“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推动城市化模式密切相关(第二章和第五章)。在那些土地供应受限和房价上涨快地区,居民要存钱付首付、还按揭,储蓄率自然上升,消费下降。虽然房价上涨会增加有房者财富,理论上可能刺激消费,降低储蓄,但大多数房主只有套房,变现能力有限,消费水平主要还是受制于收入,房价上升“财富效应”并不明显。所以整体上看,房价上升拉低消费,提高储蓄。(6)
其次,地方z.府“重土地轻人”发展模式将大量资源用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上,民生支出比如公立教育和卫生支出相对不足(第五章)。而且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由于体制原因,市场化供给受限,市场化服务价格偏高,所以家庭需要提高储蓄以应对相关支出。这也造成个比较独特现象:国老年人储蓄率偏高。般来讲,人在年轻时储蓄,年老时花钱,因此老年人储蓄率般偏低。但国老人储蓄率也很高,因为要补贴儿女住房支出和第三代教育费用,还有自身医疗费用等。此外,地方z.府常年按照户籍人口规模来规划公共服务供给,满足不没有户籍常住人口需要。这些人难以把妻儿老小接到身边安心生活,因此在耐用品消费、住房和教育消费等方面都偏低。他们提高储蓄,把钱寄回外地家里。这些外来人口数量庞大,也推高整体储蓄率。(7)居民收入份额低
居民消费不足不仅是因为储蓄率高,能省,也是因为确实没钱。从21世纪初开始,在整个经济蛋糕分配中,居民收入份额就直在下降,最多时下降10个百分点,之后又反弹回来5个百分点(图7-3)。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种先降后升变化并不奇怪。在发展初期,工业化进程要求密集资本投入,资本所得份额自然比在农业社会中高。与把锄头头牛农业相比,堆机器设备工业更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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