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净出口对GDP
拉动作用减弱，所以国内投资就变得更加重要（见下
章图7-4以及相关详细解释）。而无论是基建还是房地产投资，都由掌握土地和银行系统z.府所驱动，由此产生诸多债务，抛开五花八门“外衣”，本质上都是对z.府信用回应。所形成债务风险，虽然表现为债主银行风险，但最终依然是z.府风险。最近几年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推行系列重大经济金融改革，包括严控房价上涨、“资管新规”、限制土地融资、债务置换、“反腐”、国企混改等，确实有效遏制
新增债务增长，但是高度依赖负债和投资发展模式还没有完成转型，因此限制债务虽限制这种模式运转，但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更有效率模式，于是经济增速下滑。
限制债务增长另项根本性措施是资本市场改革，改变以银行贷款为主间接融资体系，拓展直接融资渠道，既降低债务负担，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与债权相比，股权约束力更强。来股东风险共担，共赚共赔；二来股权可以转让，股价可以约束公司行为。哪怕同样是借债，债券约束力也比银行贷款强，因为债券也可以转让。
这些年资本市场改革进展相对缓慢，根本原因并不难理解。融资体系和投资体系是体两面：谁来做投资决策，谁就该承担投资风险，融资体系也就应该把资源和风险向谁集中。若投资由z.府和国企主导，风险也自然该由它们承担。目前融资体系正是让z.府承担风险体系，因为银行风险最终是z.府风险。以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为例，按照国家统计局口径，“民间投资”占62%，z.府和国企占38%。但这个比例大大低估z.府影响，很多私人投资是在z.府产业政策扶持之下才上马。在房地产开发中，投资总额四到五成是用来从z.府手里买地。这种投资结构所对应风险自然主要由z.府及其控制金融机构承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测算，2018年，
国金融资产中72%风险由金融机构和z.府承担。1995年和2007年，这个比例分别是74%和70%，多年来变化并不大。(42)
因此z.府和国企主导投资与国有银行主导融资相辅相成，符合经济逻辑。这体系在过去经济增长中发挥过很大作用，但如果投资主体不变，权力不下放给市场，那想要构建降低z.府和银行风险直接融资体系、想让分散投资者去承担风险，就不符合“谁决策谁担风险”逻辑，自然进展缓慢。当然以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也不是万灵药，华尔街奇迹和灾祸都不少。在国将来金融体系中，究竟间接和直接融资各占多大比重，国有金融企业和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和社保基金等）在其中该扮演何种角色，都还是未知数。
总来看，国债务风险本质不是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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