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告诉,医生是犹太人最喜欢从事职业之,就像他们喜欢放高利贷样。所以,最好永远别缺钱,也永远别生病。”
“但医生里也有天主教徒啊!”迪穆里耶冷笑道。
说句蠢话。
在巴黎知识分子中间,在对犹太人表示反感之前,有些人总会承认在他们最要好朋友里就有些希伯来人。虚伪!就没有犹太朋友(上帝保佑),这辈子总是避免与犹太人接触。或许避开他们是出于本能,因为犹太人(无独有偶,德国人也样)身上都散发着臭味(就连维克多·雨果也这说,所谓“犹太人恶臭”),这能把他们同别人区
茄、鸦片或是酗酒人,都会在清醒后忘记自己此前做过事。”
不知道为什这段对蒂安娜病情叙述会让如此纠结,只记得自己对迪穆里耶说:“会把这件事告诉个熟人,他专管这样可怜人,知道哪里可以收留个父母双亡女孩。会让达拉·皮科拉院长出面处理此事,那是位在慈善界颇有影响宗教人士。”
因此,在和迪穆里耶谈话过程中,那瞬间,起码是知道达拉·皮科拉这个名字。可为什对那个蒂安娜会如此上心呢?
连续几个小时,直在写个不停,连大拇指都写疼,通常只在写字台上用餐,在面包上抹上鹅肝酱和黄油,再喝几杯拉图酒庄葡萄酒,以激活记忆。
本想犒劳下自己,没错,那就是光顾下布雷邦小牛咖啡馆,但是在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之前,不能让别人看见四处走动。也许迟早要冒险再去趟莫贝尔广场,好带些吃回家。
现在别再胡思乱想,还是接着往下写吧。
就是在那些年(觉得好像是八八五年或八八六年),在马尼餐厅认识那位至今让念念不忘奥地利(或者德国)大夫,想起他名字,他叫弗洛伊德(想是这写吧),位三十来岁医生,当时正在夏尔科那里做学徒,他当然要来马尼餐厅吃饭,因为他去不起更好地方。此人通常坐旁边桌子,最初们仅限于彬彬有礼地点头致意。据判断,他是个生性忧郁人,有点儿拘谨,羞涩地盼望着有人能听取他心声,从而稍稍缓解内心忧虑。有那两三次,他试图和搭讪以便聊上几句,但始终保持矜持,未置语。
虽然弗洛伊德这个名字在听来不像斯坦纳或罗森伯格那地道,但还是知道,所有在巴黎生活和发财犹太人都有个德文名字,而且,对他鹰钩鼻产生怀疑,有天,就此询问迪穆里耶,他做个莫名其妙手势,随即说道:“不太清楚,但无论如何还是敬而远之好,德国犹太人是混血,不喜欢。”
“难道他不是奥地利人吗?”问道。
“那还不是样?语言样,思维方式也样。还没有忘记普鲁士人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游行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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