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基本
礼仪要求，如牌位、祭器、音乐、车辆、卤薄。第四章有
部分内容是关于“青词”，即道教祷文。它规定宫观应当使用青词纸，长尺寸，宽寸，“贯以红丝，绦以红锦”。［20］这章还规定
使用绢制品颜色，并列出涉及几座宫观，包括景灵宫（苍）、上清储祥宫和储庆宫（均为青）、醴泉观（赤）、九成宫（黄）、佑神观（五方）、中太观（每个季节颜色不同）。第五章是关于祭器，规定在宫观中祭祀时应使用哪些器具，里面应盛装何种素食，大米、小米、桃干、柿干，以及竹笋和葱等。［21］
尽管《新仪》中存在诸如此类道教元素，但它重点还是国家祀典，尤其是*员们准备担任角色这些仪式。尽管宫廷是某些宫观庇护人，但书中并不包括道士在各自宫观中举行仪式。在盂兰盆节这件事上，徽宗以国家祀典为由，希望从祭拜皇室祖先仪式中剔除佛教因素，与此同时，他还希望在国教中认可道教地位。
1113年，《政和五礼新仪》（因1111年开始使用年号政和而改名）正式颁布，随后，徽宗有很多机会将其中规定付诸实践，例如，当子女成人时，他就可以在他们冠礼和婚礼上行使新礼仪。
与《开元礼》相比，《新仪》中包含很多礼仪，可供普通百姓在婚礼、葬礼和祭祖活动中应用。为使更多人解这些仪式，徽宗批准将简写版《新仪》刊行推广。［22］
宫廷礼仪往往具有政治面。大臣们既可以通过建议修改礼仪程序来促进自己仕途发展，也可以批评对手在礼仪方面问题去打压他们。位学者曾提出，蔡京利用国家祀典来提高徽宗权威，而他自己也正是以此加强权力。［23］关于这点，有必要指出是，在编纂《新仪》期间，蔡京基本上赋闲在家，因此，徽宗似乎才是推动礼仪法典修订工作主要力量。大臣们还有种政治手段，就是利用宫廷礼仪来使皇帝忙于这些活动。周绍明（JosephMcDermott）认为，“作为皇室政治中心人物，皇帝要遵循大臣撰写法规，履行对天、帝国和家庭天子职责。皇帝被分派承担大量礼仪职责，在准备这些礼仪时要提前进行斋戒和静修，以及相关演练，所有活动合在起，足以使皇帝成为忙于礼仪事务国家元首，而非实施行政管理皇帝”。［24］然而，也不是所有皇帝都对大臣制定这些礼仪束手无策，他们在政治上越是灵活，就越能利用这些礼仪来实现自己目标。因此，像徽宗这样位希望拥有更为富丽堂皇、雄伟壮观、精彩缤纷宫廷生活皇帝，就可以利用宗教仪式来避开儒家经典中倡导节俭。
新道藏
礼仪法典编纂工作几近完成时，徽宗又开始个更加艰巨工程：编纂部新道藏。道藏编纂是个具有重大影响工程，不仅要收集所有需要保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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