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时却全然没有提到他自己。全书采用第三人称。这和80年代后期以来
民族志书写风格迥然不同。从影响深远《写文化》（WritingCulture）
书出版后，把自己写入民族志几乎成
人类学家项义务。学者们强调，研究者不是全知全能上帝，
们总是以某种具体身份、在某个具体位置上进行观察和思考。所以需要阐明自己立场，说明如何在互动中理解对方。几乎在同时期，西方媒体写作也越来越多地引入作者本人身影。这种情况在中国也相当明显。如果们把上世纪30年代、80年代报告文学，和2010年以来非虚构写作做个对比话，“”介入是个突出变化。从“替你看”到“带你看”——作者行踪构成报道基本线索，报道者双目所及即报道基本内容。
然而，由此带来新问题同样不言而喻。读者固然清楚地知道你看到什
、你怎想，但是你所见所想，和实际情况究竟是什关系？这些“看到什就写什”写作方式蜕化成种自然主义，没有背景梳理、没有系统分析、尤其没有对信息可靠性、代表性、局限性做检测。信息碎片化、感官化。调查者固然不是全知全能，但这并不意味这世界就无法被系统客观地分析；调查者不能被视为调查对象代表，但是调查者不能就此推卸向公众提供可靠信息责任。
造成这个问题原因，仅仅是们在后现代认识论轨道上滑得太远吗？人们般认为《写文化》代表人类学学界内部反思和转化。但是媒体、甚至文学界在同时发生类似变化，说明背后可能有更普遍也更深刻原因。80年代后期北美和当下中国有个相似地方：具体矛盾复杂多样，个体焦虑凸现，但是社会却没有统“大问题”感。“大问题”感，在冷战初期、在民权运动、在反越战运动中是很明显。身份政治兴起，使得个体经验替代公共问题，成为思考引擎。
除大问题感消解，“公共感”削弱也可能造成“文本”兴起。原来现实主义作家和实证主义学者在描述世界时那自信，完全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位置缺乏反思吗？不尽然。他们有那份自信，在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代表个“公共”：他们在代表公共观察问题，在向公共报告他们发现，在推进公共改变。现在，对个体多样性强调，替代对公共想象。这样，碰到、听到、看到就成最真实内容。
马修这写，不觉得他是刻意要在文本形式上复古。他可能认为这是最自然、最经济写法。马修不可能不解80年代以来反思性写作，但他没有在简单客观主义思维上，相信个先验公共、跟着预设问题走。他公共感和问题感是在和调查者深度互动中形成，是具体、扎根。
中国近来非虚构写作、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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