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例如谷物)股脑倒进车厢起卸机,而非袋袋搬进车厢。但使用起卸机意味着不再把张姓农民和李姓农民小麦分开摆放,从而对现代世界经济里大宗商品带来深远影响(6.4节对此有所探讨)。
铁路、汽轮大幅提高货运速度和分量,同时大幅压低成本,从而在时间、空间、商品化上引发场观念g,m。因为汽轮,大西洋、太平洋缩小成池塘,大陆缩小成小公国。遥远之人变成近邻,位在港口或同条铁路线上人,甚至比距你更近但不在交通网内人,与你关系更近。运输瓶颈打开,时间就是金钱。载运愈多货,代表更大利润,而非市场饱和。随着时间、距离阻隔消失,买家、卖家之间中间人往往遭打入冷宫。制造商和金融资本家地位往往变得凌驾于贸易商之上;试图消弭文化距离广告商(文化距离消除比地理距离消除更慢),也变得较重要。全球超级市场于19世纪开始成形。奢侈品不再是长程贸易最大宗商品。阿根廷、乌拉圭、美国牛羊肉,澳大利亚、美国、印度小麦,喂饱饥饿欧洲人;日本纺织工厂混用美国、印度、中国所产棉花。多个国家货物在世界市场里争食,标准化和大宗商品市场应运而生(见6.4节)。因此,运输不只决定利润、损失、贸易量,还拉近人与人距离,左右时间观,重画地图,开启今日称之为商品化、全球化观念g,m。运输g,m虽带来极大变革,却仍未如某些人所曾预测(和仍在预测)那般打消地理畛域。
原因之是人必须抓住机会,而即使是很有利润观念社会,都没有抓住每个机会。例如19世纪末期美国,埋首发展征服而来大陆,大体上无心往海上发展,从而让度强大海上贸易事业消失无踪,甚至放弃看来占有地利贸易路线(例如通往巴西路线)。在其他例子里,人确抓住机会消弭地理距离,但无意间拉大文化距离。例如,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19世纪末期连串改变,乍看似乎必将更形巩固这殖民地与母国关系。苏伊士运河建造,使航行时间在短短十年缩短将近三分之二,加上原已改善海上航运,更大大缩短母国与殖民地距离;跨洋海底电缆铺设,意味着首度可以用几乎即时传送方式将消息传送到远地,且成本远低于货物成本。但在殖民行径和19世纪末期种族主义盛行背景下,民族畛域反倒更为鲜明,荷兰人觉得自己较亲近于荷兰,中国人觉得较亲近于中国,穆斯林觉得较亲近于中东那些较易于接近伊斯兰学术中心(见本章第8节)。因此,至少在这时候,运输与通信上改善反倒促成殖民地内部社会分裂和殖民地、宗主国分道扬镳。科技能使人迁移、货物运送更为容易,但人如何看待自己、彼此、货物,完全由人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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