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作用。人们可能以为，与蒙古人
决裂会使泉州精英通过与草根出身、最终创立明朝（1368—1644）叛乱分子们达成协议而能挺过另
场改朝换代。然而这次事情变得很不样。
1366年，忠于元朝地方军阀陈友定征服
泉州。[13]其后三天，陈友定手下兵卒大肆屠戮穆斯林及其他“外国人”。（包括那些辈子住在中国外国人后裔，还有些人则全无外国血统，但不幸“貌似外国人”。）经过两年更多烧杀劫掠之后，陈友定军队被新生明朝打败。讽刺是，陈友定显然方面强烈敌视外国人，另方面又死忠蒙古统治者。当他战败后，明朝皇帝许他以高官，但他宁死不降。
泉州麻烦并未随着陈友定失势而终结。接下来四十年间，针对外国人间歇性,bao力事件再突发，哪怕z.府颁发宽容令。限于资料，仍不清楚驱动力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对穆斯林或作为整体外来者敌意；还是相反，在多大程度上是对那些效忠蒙古人之人怒意，又或者是出于其他地方性不忿某种积累。自那以后累世间，外国人后裔发现在泉州保持低调才是谨慎之道。（有些人现在又重申他们外国血统。）
这种态度在很多方面都契合新来明朝统治者，他们设想自己国度要尽可能标准化、同质化和理学化。许多商业活动都被阻挠，海外贸易度被禁（虽然它从未彻底停止）。泉州那种四海家特性许多标志都被抹除：例如，印度教神祇数百方石像，都被当作建筑材料重新利用，直到20世纪开展城市复兴计划把它们发掘出来才重见天日。对外贸易将在16世纪再度繁荣，然而那时其他港口享有最大份额。泉州依旧与外部世界有着强大联系，既通过贸易也通过海外移民——泉州有些地区现有居民人数大大少于他们海外亲戚人数——但是，它再也不能重获早前优势，或是那种对移民有着漫无边际之吸引力地位。
占城稻这种东南亚稻米品种，与中国本土各个品种相比，成熟更快也更抗旱，它可能通过泉州进入中国，具有巨大影响。它不仅使水稻种植在许多新地方成为可能，也由于其快熟特性而使农民可以在同块地里年种植两季水稻（在有些地方甚至可以年三季）。这实践在几百年里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人口增长而农地平均面积缩小。另种移植作物棉花可能也是通过泉州（从印度）首度进入中国，虽说证据有些模糊。据记载，印度棉制品早在公元500年就作为令人渴望奢侈品出现在中国；晚至14世纪中期，高品质棉布在中国价格仍是丝绸几倍。（鉴于中国丝绸在印度能赢得溢价，这种情形引发套利交易；它也提醒
们，丝绸并非“天然”就比棉布更值钱。）不过到14世纪，棉花在沿海各处都能本地种植，纺织技术又新近取得突破，因此棉布开始作为帝国全境寻常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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