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1968年初,有天收到弟弟发来电报,说父亲病故。这事发生得太突然,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在搞运动,所以急急忙忙向组织请假之后就买火车票回上海。
路上暗自思忖,父亲身体直很好,从来也没听说他有什病,怎会突然就病故。父亲这样年龄,般猝死话,不是心脏病就是高血压,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父亲有这方面毛病—越想越觉得蹊跷,怎好端端个人就没有呢?在火车上,几天没有合眼。
火车停靠上海站,两个弟弟来接。看他们脸色,就知道父亲不是病故,而是非正常死亡。
两个弟弟路上沉默不语,没说父亲死亡究竟是怎回事。如果是病故,他们肯定会把病情告诉。越发感到父亲死得蹊跷。到家以后看到个文件,那是单位开死亡证明,赫然映入眼帘是刺目两行字:“此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才知道是怎回事。有人把他关押在单位个房间里,不让他回家,接连批斗,还轮番审讯。父亲因为不堪忍受这种羞辱,就跳楼。直也不明白,为什父亲这样人会被斗,到底他犯什罪?后来才知道斗他理由是说他私自藏匿枪支,是“反动学术权威”。
父亲走时候,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家也被抄,全家人被赶出原来住房子,安置到另外间房子。家人就蜗居在那间房子里。“w.g”期间,连大弟结婚也都在这个房子里,只能把房子分为二,大弟那半边房连窗户都没有。他就业也受到影响,街道不给安排工作,最后只能去挖地道,每天回家都是身水。最可怜是小弟,父亲在世时最喜欢他,希望有朝日把他培养成钢琴家。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读书时候,学习成绩比较优秀,未来本可以报考音乐学院。父亲去世以后,他当钢琴家梦也破碎。“w.g”以后,面试人听说他会弹钢琴,就让他随便挑首曲子弹奏,不定非要弹《红灯记》,西洋曲子也行。这样他总算谋到个职业。
父亲走,全家人生活没有着落。面对此情此景,觉得家里再不能乱。因当时只请几天假,很快就要赶回敦煌,就把自己工作以来攒下全部存款交给弟弟,共两百多元,并承诺以后会每月给家里汇款。临走还嘱咐弟弟们定要好好照顾母亲,要相信党,最后终会弄清楚,父亲绝对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定要耐心等待,不要到单位去闹,闹是没有用。为什这样坚信?因为自己戴过红领巾,入过共青团。高中时老师同学曾动员过入党,坚持不入,原因是内心对**党太崇敬。小时候看过吴运铎《把切献给党》,非常感动,直坚信“**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觉得自己根本不够格。“**党”这三个字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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