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波动（4 / 5）

型华夏化绿洲消失。当然，华夏力量西进与楼兰绿洲环境破坏之间究竟有怎样关系（或是否有相关性），还有待今后研究给出答案。吐鲁番是今新疆境内第个被纳入华夏式郡县行政体系绿洲（设置高昌郡），而且是在中原华夏统政权崩解后所谓十六国时期。可以说，从汉代到西州回鹘控制高昌近千年时间内，吐鲁番华夏化进程基本上是连续。由于唐宋之际在华夏政治体周边涌现出多个重要非华夏国家政权，切断吐鲁番与中原联系，吐鲁番华夏化成果很快消失。

华夏因素退出同时，突厥因素却进入。和吐鲁番先后同时，整个塔里木地区进入突厥化时期。塔里木南北各绿洲本来说印欧语、信仰佛教和其他宗教人群，最终转变成说突厥语、信奉伊斯兰教突厥人，这是个耗时长久、异常深刻变化。同样变化也出现在帕米尔以西中亚地区。需要强调是，不能把这场变化简单地理解为突厥人迁入结果。突厥人群从草原地带进入绿洲当然是事实，但他们人数稀少，原来印欧语人群在人口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居于统治地位突厥人最终把自己语言、认同和历史记忆，成功地转化成包括整个塔里木在内绝大多数中亚地区人群语言、认同和历史记忆。有趣是，这样历史变化在不同地区突厥人群体质人类学特征上留下鲜明印迹。今天草原地带各突厥人群，如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与绿洲农业区各突厥人群，如维吾尔人、乌兹别克人，在体质特征上有明显区别，前者更接近蒙古人，后者更接近波斯人。这就是因为前者中较多保留原内亚阿尔泰人群因素，后者中较多保留原中亚印欧语人群因素。[7]

在包括塔里木盆地在内中亚广大地区完成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之后，非伊斯兰和非突厥因素并非再也没有机会进入该地区。沙俄与苏联漫长统治已经给中亚注入深刻外来因素；类似情况在新疆也随处可见。这些新因素在历史长时段背景下应如何评估，当然也是非常不容易。不过对研究者来说，最容易犯错误就是过于笼统地把中亚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看成个历史分期标准，从而未能深入地观察在长达千年时间内中亚各社会体、各文化体和各政治体之间所发生丰富多彩历史运动，正是这些历史运动提供现代中亚（包括中国新疆）历史基础。

举个例子来说，学者般都知道，塔里木地区绿洲社会在历史上有个较为鲜明特点，就是政治上分散性（当然并不意味着文化上彼此排斥），缺乏绿洲之间政治认同内在动力，这也是塔里木地区在军事防卫方面比较脆弱原因。但是如果们没有充分注意到17世纪以后诸绿洲间逐渐出现政治认同和权力集中倾向，们就无法理解19世纪末以后诸多政治和文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