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吕耶的佩剑 ——历史与想象的纠结（7 / 9）

尔大学出版社出版NicholasPaul研究十字军骑士家庭记忆《追随他们足迹》，在第146页也引用赫尔穆特·尼克尔这研究。

可是，仔细读赫尔穆特·尼克尔文章，无论如何也会觉得他在论证产自中国这环节时过于简略，没有举出剑格和剑首如让·达吕耶佩剑那样搭配在起中国例证，完全没有他在排除中世纪西欧作为产地时那种踏实感。如果雕塑让·达吕耶雕像工匠做到忠实、完整再现（很多人指出工匠雕塑时有可能略作夸张、稍加改动），在西欧与东亚之间，还有那大世界，怎那轻易就被概忽略呢？即使不考虑伊斯兰化中亚（当然这是不能忽略），在那时或略早远东（含蒙古、朝鲜半岛与日本），也有多个独立或半独立政治体、文化体，各有自己武器制造传统，为什都没有进入排除序列呢？不能不说，转往遥远中国寻觅答案，可能是出于种文化深层浪漫传统。

目前在深圳大学任教常彧先生是军事史方面专家，问他对这问题看法。他说，赫尔穆特·尼克尔用以证明这把剑来自中国证据过于薄弱，大量雕刻、绘画中中国剑首还是环首或椭圆形，也有部分扇形，明显呈现三叶形很少见。赫尔穆特·尼克尔所举那种蝙蝠形剑格中国剑，其实是后世辟邪祈福所谓“福剑”，南宋及之前雕刻中迄今还没有见到有这类福剑。雕刻与绘画中所能见到，大部分都只是普通护手，真正用以标示剑之精良和使用者身份，是剑格前端通常作龙虎或其他猛兽造型那部分。北宋军事专书《武经总要》里剑，也都没有接近让·达吕耶佩剑那种剑格。剑柄、剑穗部分，更是难说与中国剑有关系。剑柄作为握持部分，皮、线、布都可用以缠裹，唐代还用鲨鱼皮包裹。般地说，这部分是可以随时调整以适应使用者。让·达吕耶剑柄缠裹方式即便与中世纪欧洲般可见者迥异，也无法断言与中国剑有直接联系。《武经总要》中就有两种完全不同剑柄。

虽然三花或三叶造型剑首很罕见，但双肩下垂剑格在中国古剑中是比较常见。常彧先生举南宋《中兴四将图》“韩蕲王世忠”像身后那位侍者，他佩剑剑格就是双肩下垂形式，但似乎并没有在末端又向上翻卷。对于剑首花蒂形式，他还举有强烈内亚气息所谓“北方系青铜短剑”作为例证。这类古代青铜短剑剑首，常见山字格、花蒂形格。这类型略加变化，就有可能发展成让·达吕耶佩剑那种剑首。如果再联想下，同样是北方系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剑格，还有种造型繁复“花字格”，这种制作式样及设计风格，后来都定程度影响到中国剑格制作。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件汉代铁剑，其剑格部分就很可能受到北方系直刃青铜短剑中那种“花格剑”造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