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都写汉语时（5 / 5）

言，其内在变化程度也不同，有发展为汉语个方言，有作为种深受汉语影响土著语言而继续存在。吴方言、粤语、越南语，就是因混合程度不同而在语言属性上排列不同显例。

但是，如果过度强调汉语及其人口在这历史过程作用，就会遮蔽历史丰富性和复杂性。们常常忽略个事实是，非汉语世界随着各自空间范围内多形态政治体凝成、分解与重组，也在经历着语言多样性绝对衰减和地区性混合语（标准语或官方语）生成与变化过程。地区性标准语生成与变化，反映地区性政治体发育和发展过程。这种理解要求们把非汉语土著社会内在变动机制当作研究对象，而不要把他们看成味接受汉语政权影响单纯被动因素。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清代湘黔苗变，注重清朝基层*员与苗乡精英互动与共谋，就反映对土著社会内在变动机制关注是多重要。

《大越史记全书》记载8世纪末（791年，唐德宗贞元七年）冯朝建立者冯兴被尊为“布盖大王”。布盖（vuacả）就是越南语“大王”。同书又记“丁先皇帝即位，建国号大瞿越”，“瞿”（cồ，或写作汉字“巨”），就是越南语“大”。在这两个例子中，越南政治家用越南语固有词汇和汉语借词重叠构成名号，在土著社会政治语境中构建崭新认同体系。应该指出，王或大王，是华夏周边非汉语世界最早借入汉语词汇之，其借入机制便是汉魏晋王朝对周边非华夏政治体高级首领爵封制度（比如汉代册封边裔政治首领王、侯、君、长名号体系），而获得这类爵封非华夏酋领又据此拥有在他政治体和社会建构中额外政治优势。前举越南名号以借入词与固有词叠加构成形式，在华夏周边政治体历史上并不是孤例，其机制与意义有待语言学和历史学进步探索。

综上所论，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观察多语言社会书写语言与口头语言、官方语言与大众语言分离及互动，既是解古代东亚历史个路径，也是研究古代中国族群历史个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