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语言AN修饰语序,而律把姓氏放在人名后面。这当然反映近代以来印欧语西方社会文化优势地位,其背后变化机制与古代越南社会采用汉语修饰语序姓名制度是样。
这种在深度接触之后所发生文化变化通常要经历很长个时期,起初并不是彻底和完整。再举朝鲜半岛古代史例子来进步说明。和越南样,朝鲜半岛在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以汉语为书写语言,是东亚朝贡体制个重要部分,甚至在相当长段时间内还直接接受中原王朝政治统治。这种长期持续深度接触,其结果就是文化和语言深刻亲近。现在韩国语(朝鲜语)中,有数量巨大汉语借词,这当然是从新罗时代以来日积月累结果。不过即使在新罗以前,比如在语言属性与新罗语明显有别高句丽时代,由于同样以汉语为书写语言,高句丽语接受汉语影响痕迹已经非常显著。《三国史记》记高句丽地名,有个“买忽”,又记“云水城”。前者是高句丽语音译,后者是意译。在高句丽国内口头提到此地时,定是说“买忽”,可是写进文书中时,就可能有两种写法,即记音“买忽”和意译“水城”(忽意思是城,买意思是河流或水)。初期文书应该是记音(以便于念文书时让听者明白所指地名),可是等高句丽上层汉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后,就可能改为意译,这就是为什《三国史记》会有两种不同记录。
值得注意是,即使以汉语意译地名也并没有完全脱离高句丽语言语法规则。高句丽还有个县,原先称“皆伯县”,后改名“王逢县”。高句丽语“皆”,又写作“解”或“加”,是从扶余借入高级政治首领称号(其语源是古蒙古语中aka,意思是兄长),“伯”就是遇到、相逢。《三国史记》在此县下有条小注:“汉氏美女迎安臧王之地,故名王逢。”很显然,皆伯是音译,王逢是意译。音译在先,意译在后,反映汉语水平提高之后对各类专名进行“雅化”处理时代变化。可是“王逢”并不是汉语SVO语序(subject+verb+object,受动名词在动词后面,即通常所说谓语在宾语前面),而是高句丽语SOV语序(subject+object+verb,动词在受动名词后面,即通常所说谓语在宾语后面)。如果严格按照汉语语法来意译,那“皆伯”应该译作“逢王”才是。可见即使以汉语作为书写语言,高句丽语自身规则也会对汉语书写产生影响。这种情况,就和越南“院研究汉喃”模样。《三国史记》又记统新罗时期把“王逢县”改为“迎王县”,反映这个时期对汉语掌握程度有明显提高。
更显著例子是“喃字”。喃字是种以汉字为素材创造出来越南语文字,通常是由分别表音和表意两个汉字组合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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