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过自新，也是为
服务于国家更广泛殖民计划。苦役犯被送到西伯利亚各地各个工业场所工作、开采自然资源是
回事。但是，这片大陆成熟殖民化需要不仅仅是纪律严明和勤劳能干苦役犯，还要求建立经济效益良好且稳定社区，这样社区将促进商业、工业和文化发展。z.府*员并非不知道将流放犯人转变为适应力强且遵纪守法定居者有多
困难。所以，他们把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在起，用家庭解决这个问题。6
在尼古拉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期间，流放制度行政机构中高级*员再赞扬婚姻和子女抚育在西伯利亚流放者当中改造力量。兰斯科伊十分激动：
在种种改造苦役犯物质和道德手段中，婚姻是最重要。确，减轻劳动负担、获准住在刑罚堡外面、得到建立家庭所需物资，都对罪犯道德改造有重大作用。然而，它们自身无法带来婚姻可以带来那种有益转变。被判处服苦役人被剥夺所有把个人跟生活联系在起、令他生活吸引人要素。通过婚姻，他找到和世界之间个新、重获活力纽带。他从自己妻子身上看到或至少是希望看到这个人：她关心和爱会减轻自己生活困难，并与自己分享生活快乐……开始家庭生活并且拥有个家庭后，罪犯会安定下来，不再逃跑或者犯其他罪行，因为他害怕失去通过自己劳动积累下来财产，以及家庭生活安逸……婚姻生活是苦役犯物质富足和道德改造最安全保证。7
流放家庭处于沙皇俄国在西伯利亚殖民计划核心，*员将其作为改造罪犯工具、勤勉担保和对抗骚乱壁垒。
妇女或许是被称扬为流放者改造和物质繁荣代理人，但是她们人数很少，每年流放到西伯利亚妇女只占流放总人数约五分之。在1827至1846年20年间，2.55万名女性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男性有13.4万名。在某些地区，女性人数更少。1828年，叶尼塞省有7000名男性流放者，却只有372名女性流放者。在西伯利亚许多刑罚工厂和酿酒厂里，妇女也是苦役犯中小部分人。1829年，涅尔琴斯克矿山有1400名男性，但只有72名女性。8
这种男女比例失调现象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继续存在。妇女更常见身份是作为罪犯配偶而不是作为罪犯前往西伯利亚。在1882至1898年间，进入西伯利亚超过14.8万名流放者（不包括苦役犯）中，只有5％是妇女。随着新开通内河道路、海上道路和铁路线简化并加快流放旅程，前去陪同苦役犯家属增多。1882至1898年间，共有22.9万人通过流放事务部进入西伯利亚：65％是男性，10％是妇女，25％是儿童。9
流放当局长期以来直在担心，流放者当中妇女短缺问题可能成为西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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