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往涅尔琴斯克途中
城镇里，即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和赤塔。过度拥挤成
地方性问题。俄国报复本能超出z.府惩罚能力。8
早在1864年8月，流放当局就开始警惕，成千上万名“国家罪犯”进入西伯利亚可能会出现难以管束问题。1863至1867年间，约4000名波兰人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省定居点，4400名波兰人被送往叶尼塞省。对人数如此之多流放者实施甚至是最基本监视和控制也是极其困难。内政大臣彼得·瓦卢耶夫急于把波兰流放者人数降到更可控水平，于是他写信给西伯利亚所有省长，要求他们起草出可以从流放地提早获释、返回故乡完成刑期人员名单。1866年5月，沙皇发布
系列措施，给因为参加月起义而获罪罪犯减刑。被判终身服苦役波兰人被改判10年刑期；被判处在矿山、刑罚堡和工厂服6年以下苦役人被释放到定居点，有些人则被释放回乡。两年后颁布进步赦免令，释放所有“没有被指控谋杀和武装抢劫，没有犯严重政治罪”苦役犯，并准备让些人返回俄国欧洲部分和波兰。9种种赦免行为与其说是与沙皇宽宏大量有关，不如说是与收容大量政治流放者这个实际问题有关。
在月起义之后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波兰人中，绝大多数人（约80％）被流放到定居点。另小部分人享有专属贵族待遇，被“流放到当地居住”，可以住在城镇里。10为避免这些波兰流放者给更广阔西伯利亚社会造成影响，z.府于1866年1月颁布项法令，禁止他们从事教学、制药、印刷、摄影、医学和葡萄酒销售等工作，禁止他们住在有邮政和电报办事处建筑里，禁止他们担任任何z.府职务。简而言之，他们不得从事几乎所有与他们以往教育和工作经历相符生产性劳动。许多人规避或者直接无视这些限制，但其他人却只能耕种土地。同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前辈样，19世纪60年代波兰起义者努力地把自己培养成农学家。但是他们缺乏在亚北极地区气候条件下在农耕方面做出成果知识、毅力和魄力。即使他们拥有这些必需特质，那里也极缺可耕地。为勉强维持生计，很多人当起农场工人，受西伯利亚农民阶层支配。到19世纪60年代末，在坎斯克地区定居近960名波兰人中，只有约150人做商人和工匠；其他人依靠当地居民施舍或者z.府发放少量救济品（为避免他们饿死）度日。11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见证他们绝望：
政治流放者相信，他生命已经不可逆转地荒废，因此，他对周围事物十分冷漠，或者是易怒、不安和紧张。如果说在他心中仍保存着回国希望，那
这种直支撑着他希望会妨碍他工作，妨碍他安心生活：西伯利亚对他来说就是个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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