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
四年里，他潦草地写下
些笔记，这些笔记将成为那本在整个19世纪最具影响力关于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书籍基础。作为部文学作品，作为对个大多数受过教育俄国人完全不知道可怕世界简介，《死屋手记》（1861—1862年）都引起轰动。这部作品以虚构人物戈梁奇科夫视角来写，这是种为顺利通过审查而使用文学手段。这本书是半自传性。同时代人把它当作部回忆录，而不是部虚构作品。该书问世后，当时位评论家写道，它具有“种惊人影响。该书作者被视为个堕入地狱新但丁，但是这个地狱更加可怕，因为它不是存在于诗人想象世界中，而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列夫·托尔斯泰这样评价《死屋手记》：“在所有现代文学中，包括普希金作品在内，
不知道哪本书胜过它。”12
在亚历山大二世及其继承者统治期间，大批出版物为公众审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肮脏现实提供资料，《死屋手记》是其中之。在接下来几十年里，几乎每份报告、每篇独立新闻报道、每部监狱回忆录都对西伯利亚监狱和刑罚堡发出同样严厉批评：它们没能改造苦役犯，也没能为他们在定居点生活做好准备。13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0年进入西伯利亚刑罚系统，那时，西伯利亚刑罚系统基础设施和行政机构正遭受着数十年资金短缺、疏于管理带来痛苦。鄂木斯克刑罚堡是个典型19世纪西伯利亚刑罚定居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叙述者戈梁奇科夫描述“个大院子，长约二百步，宽约百五十步，院子周围是不规则六角形高高立柱围墙，那些木柱（立柱）并排竖着深深插进土里，用板条横向牢牢地联结起来，上端削尖：这就是监狱外面围墙”。在包围着个内院立柱围墙里面，“两边各有长溜原木建造平房”14。这些是罪犯住营房。1854年2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个星期后，他在给哥哥米哈伊尔信中说，狭窄住房条件迫使罪犯们陷入种肮脏而亲密关系，这和监狱制度本身样都是种惩罚：
们紧挨着住在起，所有人都在个营房里。请想象座破旧、衰败木构建筑，它本应在很久以前就拆除，现在不再适于使用。夏天，它无比闷热；冬天，它无比寒冷。所有地板都烂，覆盖着两三厘米厚污物，人走在上面会摔倒。窄小涂有油脂窗户上覆着层厚厚霜，几乎在天里任何时候都无法在室内阅读。窗格上有两三厘米冰。天花板在滴水，到处都有烟。们像被装在桶里鲱鱼样。炉子里下子放六根木头，但没有产生任何热量（屋子里冰几乎没有融化），只有难以忍受烟雾，而这切要延续整个冬天。犯人们常在营房里洗衣服，用水冲洗切。室内甚至没有地方转身。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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