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和不负责任，而在走完
半路途之前就把自己
钱财挥霍殆尽”。很多在行进途中流放者最终不得不出售自己大衣；他们食物和衣物短缺，筋疲力尽，依靠他们借住西伯利亚庄户人家救济品果腹。
档案保存状态极为糟糕，与之相关问题包括不同罪犯队伍混淆，文件被弄丢、篡改。1806年，亚历山大世在项法令中确认，西伯利亚当局“对送往他们那里定居者性别和人数并不清楚”。为
解决这些问题，z.府提出在流放者经过各个省第个定居点配备*员。这些*员将负责草拟精确名单，上面记录着抵达那里流放者确切人数、他们身体情况和目地。但是这类措施收效甚微，这套系统中档案保存仍然是随意和不完整。因为流放者会出现逃逸、死亡、在途经省份被拦截等问题，所以*员们无法精确统计流放者人数和所在
位置。10
国家想要为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劳动者，但沿途地方当局却实行些与国家设想完全相反做法：他们通常会为自己辖区留下身强体壮流放者，只让患病人和体弱人继续前行。早在1786年，外贝加尔涅尔琴斯克矿区负责人就曾给圣彼得堡写信，抱怨送到自己这里都是未成年和生病流放者，这些人无法在矿山工作。被分配到矿山和工厂中970名流放者中，五分之人或者年纪太小，或者病得太重，或者身体太虚弱，因而无法胜任体力劳动。那些目前在工作流放者中，超过半人年龄在50岁以上，因此“在不久将来就会失去工作能力”。圣彼得堡认识到，那些更健康流放者确实被留在他们途经省份，于是下令禁止这种做法。11
然而，在随后几十年里，这种做法毫无减少迹象。1813年，内政大臣奥西普·科佐达夫列夫给西伯利亚总督伊万·佩斯捷利写封措辞激烈信，抱怨本应在1809至1811年间送往伊尔库茨克省1100名男性流放者只有625人到达；490人仍留在托木斯克省，其中180人定居在那里，220人因为病得过重而不能继续前行，而其余人因为被分配到当地工厂工作而留在那里。虽然科佐达夫列夫承认生病流放者确实可以留在托木斯克省由当地人照顾，但他指出：“这个借口让很多身体健康人被留下来。”5年后，抵达东西伯利亚流放者不到原定人数半。调查显示，“年龄和体力条件最好人”留在许多俄国欧洲部分省份和某些西伯利亚省份，在那里充当劳工。在这些地方近10年苦役生涯摧毁他们健康，然后他们才会被发送到伊尔库茨克。12
大多数罪犯是从遥远俄国欧洲部分省份走到指定地点，这段路途要花费2年时间。但是，如果他们在途中生病并接受治疗，路程则可能耗费多达3年时间。有些罪犯甚至花四五年时间。当局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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